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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走向赋权还是去权 [摘要]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服务已经成为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领域。本文借助赋权理论视角，对两类劳工服务——草根劳工组织与社会工作组织的服务进行了对比性的分析。本文通过对两类组织的起源、理念、活动形式等方面比较发现：草根劳工组织更倾向于使用赋权手法提升服务对象的能力和意识，并且鼓励集体性的社会行动，从而推动该群体状况的改善；而社工类组织则更多扮演着功能主义式的修补者角色。对劳动权益问题的回避与对工人家庭生活服务的侧重，体现了社工组织对现有结构的维护作用。围绕赋权视角与追求社会公正的社工价值观，本文尝试探讨这两类组织扮演不同角色背后的动力机制，并且对目前社工组织的劳工服务实践提出反思与批判。本文作者认为，只有当社会工作不再被视为一种专业的商品或者国家的延伸机器时，社会工作才可能回归人本主义的关怀，回归激进主义的社会行动，推动社会朝着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前进。 [关 键 词]赋权视角农民工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基金项目]本研究由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另外，本课题为20XX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转型中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12ZD007）阶段性成果，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2AZD027）。 [作者简介]许怡（1982-），女，广东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讲师，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社会运动、农民工、劳工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XX）01-0038-09 一、 新管理主义下的社会组织重组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拨浪潮。第一拨浪潮是民间社会组织（又称非政府组织/NGO）的蓬勃发展，始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尽管绝大多数NGO是公益性质，为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做出了巨大贡献，但NGO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又或受到境外基金会的资助，合法身份难以保证，其生存状况往往取决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一些维权类的NGO更被政府视为可能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受到严密的管控。随着对国际经验中的柔性管理和新管理主义的借鉴，政府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工作来代替对外来NGO的需求①，这就形成了第二拨以社会工作机构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发展浪潮。社会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和组织发展通过一系列中央级政策文件②的发布获得国家的认定，并且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下获得飞跃式的发展。两拨社会组织的发展浪潮暗示了这样一种逻辑：与其让独立性较强且不好操控的NGO日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不如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扶植专业的社会工作组织，通过合作治理的方式对其实行管控。借鉴新管理主义的经验，政府将社会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形式对外招标，通过引入竞争机制以及一系列标准化、科层化的管理方式，对“承包”该商品的各种社会组织进行管控。 在此背景下，我国社会组织的构成类型在很大程度上被重组。有关数据显示，自20XX年开始，全国社会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其中以社会服务类的民办非企业和社会团体增长最为迅速③，这些新注册的社会服务类组织多为（类）社会工作机构。另一方面，以工商注册方式从事公益活动多年的NGO在尝试转变注册身份，登记社会组织时却屡遭障碍；④在深圳，数家从事劳工服务的NGO还遭遇了“集体被迫搬迁”。⑤NGO的生存空间岌岌可危。 两类社会组织的不同遭遇暗示了怎样的社会组织发展趋势？两类社会组织所践行的目标、理念和介入方式有何区别？对于服务对象而言，他们面对的处遇模式有何区别？他们对中国社会变迁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讨论两种类型的农民工（劳工）服务社会组织来探讨上述问题：民间出现的草根劳工组织（下称“草根组织”）以及专业的社会工作组织（下称“社工组织”）。与社会组织发展的两拨浪潮相似，这两类劳工服务组织也分别出现于不同的时期、因应不同的背景所产生。本文将在赋权的视角下，通过对比这两类社会组织的机构概况、目标、理念、工作方式等方面，分析两类组织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以及对于推动农民工状况改善的意义。本文为经验研究，数据来源均为笔者在20XX年至20XX年期间所做的田野调查以及深入访谈。本文所讨论的社会组织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组织为主，但不仅限于该地区。 二、 草根劳工组织与社工组织概况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社会面临快速社会转型，急剧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其中劳资冲突最为频发。农民工群体现已成为我国城市中的劳动力主体，他们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据国家统计局颁布数据显示，我国劳资争议的数量过去十多年间一直呈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