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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与传媒六十年关系演变 摘要:本文立足于对建国六十周年以来中国政治与传媒发展的史实考查,从政治传媒化和传媒政治化两个维度对中国政治与传媒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回顾成就,见证演变,发现问题,在互惠共赢中推动中国政治与媒体的健康和谐发展。 关键词:传媒政治化;政治传媒化;传媒与政治演变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025—02 六十年,于历史的长卷,是弹指一挥间,六十年,于新中国,则是时代变迁。传媒作为社会舆论的平台,作为联系着党与人民的纽带,也在文字和历史镜头记录着中国六十年的坎坷和辉煌,从中不难发现传媒业发展的起伏翻卷与中国政治发展休戚相关。 一、政治传媒化与传媒政治化 政治传媒化与传媒政治化是大众传媒与政治交互发展的产物,在传统的政治学和传媒学中并没有相关的概念,相关概念的最早界定是出现在《传媒政治》一书。其中,政治传媒化是在政治领域早已出现却未将其规范化的概念,也是对大众传媒政治属性的拓展和延伸,在书中政治传媒化的内涵表述为:“传媒在政治生活中的能动作用日益增长,不断提升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的各个方面,政治的生存方式和运行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媒的约束和牵制。”[1] 传媒政治化虽然与政治传媒化只是词序之差,但是在研究视角,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所不同,传媒政治化是立足传媒,研究传媒逻辑下政治对传媒的控制和约束;政治传媒化则是立足政治,研究在政治逻辑下传媒对政治的渗透和牵制。政治传媒化和传媒政治化的交织发展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发展,而现代政治的发展正呈现出政治传媒化的新趋势,传媒政治化则是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2]。 二、从中国政治与传媒关系演变看二者关系 1.建国以后到文革前(1949—1966年)中国传媒政治化的演变。在国家政权初创之时,理想主义不得不让渡于现实,重建不同于西方的传媒体制。为此,中国共产党党采取了改造与创建两大策略,即一方面改造旧的传媒遗产,使之顺应时代的需要,为人民所用;另一方面着手创建新的新闻机构,建立和健全新闻网络。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的传媒基本上实行了国家化。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其基本组织结构采取了“政府领导制”的模式。这十七年的中国传媒着重突出了传媒的政治属性,公开声明传媒性质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党和政府代表的正是人民的利益,便也是人民的喉舌,因而十分强调旗帜鲜明地新闻报导倾向性与言论立场,使得一切新闻传媒从本质到形式都处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可见,中国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传媒的立场、报道内容和发展水平。而传媒的商品属性则被教育属性所替代,媒体无需考虑发行量和收听率等市场因素,更不需要考虑媒体的市场前景,受众则是以固定的单位为主。此间的传媒与社会控制的要求。与社会政治结构相适应,传媒公有化、传媒对党性原则的坚持帮助中国在建立初期,排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杂音,防止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闻媒介的有意识的意识形态渗透,在动员民众投身抗美援朝、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等重大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树立了共产党的权威,为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也必须承认当时的中国传媒受制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背景,受制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使得当时的传媒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由,计划经济下的传媒市场按计划发展,失去了革新的动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度陷入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的漩涡之中,失实的报道,这不仅违背了新闻的规律,抛弃了真实性原则更扭曲了中国人的灵魂,使得监督功能几乎丧失殆尽,失去了传媒的“魂”。种种迹象似乎预示着某种政治灾难的到来。 2.文化大革命(1966—1977年)传媒政治的妖魔化。1966年的中国文革是从制造舆论开始的,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石激起千层浪”搅乱了整个中国,打破了中国稳定了十余年的阵脚。虽然“文革”是一场政治运动,但其中传媒对“文革”的推波助澜作用几乎是空前绝后的,以同一种腔调,同一副面孔,发出同一种声音,全国的所有媒体在权威媒体“两报一刊”的号召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一致性。传媒的基本属性完全被扭曲,只剩下了变态的政治属性,完全被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利器。政治成为媒体的主旋律,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音像媒体,宣传的主题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革命大批判”。文艺节目中只有样板戏、语录和革命歌曲,新闻报道中假话、空话、大话、套话连篇,传播的艺术被概念化,口号化。“文革”对传媒的破坏有两点:意识破坏了媒体自身发展的规律,一些政治阴谋家利用政治权利强制性抹杀传媒的信息传播,舆论监督等基本功能,片面夸大政治属性和教育属性,把传媒当做了阶级斗争和政治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