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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国的政治现代化与该国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如G·A·阿尔蒙德所言：“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含混和弥散”，因此，“每一个政治文化体系都根植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称为‘政治文化”’。我们需要关注政治文化，它在存在多样性差异的同时，具有着民族性，“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在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潜藏着的、最深层的、最难以改变的东西。G·A·阿尔蒙德也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我们需要关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它存在于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中，渗透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理念模式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对应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以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方式为基础形成的宗法族制社会结构，儒家学说成为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三者结成互为关联、稳固僵滞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架构，即自然经济模式要求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催生出伦理化的政治规范和意识形态，伦理化的政治规范与意识形态又维护和加强着自然经济方式和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它们三位一体，相互依存，成为孕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相互关联。漫长的封建社会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并在其发展巩固中日趋严密。其中形成的政治文化逐渐沉积在每个人的心中，指导着个体的政治行为，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模式。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是：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是以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包括从一个中心元点(君主)出发的单向辐射型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小康、“大同”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维内核等等。 那么，形成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小农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家族)的存在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家长(族长)是其宗族的权威。对于农民来说，因为其自身力量的弱小，一方面生存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天道”。一方面又受着地主阶级的“奴役”，必然形成一种对皇权的崇拜和谨慎保守的心态。 其次，封建宗法制度是其政治基础。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农民个人利益的伸张必然要靠血缘关系、宗族力量。宗族内等级森严、法规严明，成为封建社会的社会单元，而封建专制统治以此为基础，重视等级秩序。催生并强化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封建宗法族制意识。 再次。儒家学说是其文化基础。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正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强调伦理道德、纲常秩序。而政治阶级也力图实行“德政”，“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 在上述原因及其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首先，国家观念上实为家国同构。虽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实质却是家、国同一的，两者相联成为一个“共同体”，君主的统治形式也是“家天下”的。无论是家还是国，“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之间。国家显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显出价值，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弱化、国家(君主)的突出体现出家国之中的国家意识、家族认同，也体现出权力崇拜和人身依附观。在家国同构的体系中，个人、家庭、国家都被定位，都在依据一定的政治原则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家国同构是国家观念，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选择。 其次，政治思想上主张君主民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民本君主’，即把政治体看作是君王和臣民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君王和臣民作为整个政治体的组成要素，它们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社会是尊君的，君主是国家的化身与象征，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统治者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而君主民本也是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实践方式。对于广大“臣民”来说，在长期的“教化”之下，认识到君主有着无尚的权威，是“天子”，忠君成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政治品格。 其三，统治方式上重视伦常秩序。道德伦理、纲常秩序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