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汉代墓室壁画中现实与传说的交叠延展.docxVIP

浅论汉代墓室壁画中现实与传说的交叠延展 汉墓室壁画·神鬼·秩序 纵观两汉时期的文化艺术，无不围绕着儒学与仙神思想铺展出一条践行理性而又激荡淋漓的奇诡之途。就政统而言，汉承秦制，严肃方正的理性精神得以延续，并形成杂糅先秦各家观点，以阴阳五行体系为主的儒学。然而，就其深层的文化意识而言，炽热浪漫的楚文化成为西汉文化艺术领域中得以保存乡土本色的前提，同时，与粗放豪迈的秦声互相交融，逐渐将两汉艺术推向深沉雄大的巅峰，其间充满着狂放的意绪和无羁的想象。昔日，屈原在《天问》中曾问道于天：“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鯈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靡蓱九衢，枲华安居？灵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①文中的仙神鬼怪不仅代表着那些迷失在史前文明中的图腾崇拜和巫礼残影，同时，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提问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生的执著。正是对于生的渴望，世间才可能真正需要秩序。或者说，作为两汉社会纲纪和秩序的代表——儒学，与虬龙、雄虺之类共同制衡着那个生动鲜艳的缤纷世界。 汉墓室壁画·仕宦享乐 以表现仕宦生活为主的题材，在汉代墓室壁画中屡见不鲜，多用以宣扬墓主生前之权势、威仪。《使持节护乌桓校尉》描绘了墓主就任乌桓校尉时途经居庸关的场景。画中的居庸关被处理成“平顶八字的桥梁形式”，冗长的车骑队伍浩浩荡荡地穿行而过，一直延展至墓室南壁。主车前的导车、功曹、别驾等随行从侍和兵卒分立两列，作翼状徐徐前行并为其开路。画面构图采取有如连环画长卷的形式，环绕墙面四壁，声势壮观辽阔。车骑队伍主从有序，聚散规整。东汉后期，画面中侍从属吏的形象变得愈发重要，尤其是旁侧的墨书榜题，清晰地标注有其人官职的名称，无论大小，如“门下小吏”“辟车伍佰八人”“尉曹”“雁门长吏”等。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令整个庞大的画面显得真实而详确。 较之写实、工谨的仕宦类题材，表现幕主日常享乐的壁画则显得随意轻松，颇具生活意趣。《庖厨图》中描绘了男女家奴奔忙于汲水、洗涤、酿造、宰羊、击牛、烹饪等杂务之间。厨房墙壁上钩挂着鸡、鸭、鱼、兔、肝、肺等各色待烹之物，角落里摆满了釜、镬、食案、列鼎、奁、盒、盘、钵等盛器。画面可谓琳琅满目，洋溢着热烈的生机和活力，丝毫没有流露出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恐惧。此即“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②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和构建正是因为其超越自己动物性存在的那一瞬间对世界和生命的观照，将生命看作一个连续的、超越个人生命的整体③。而在这一整体的观照之中，既有威风凛凛、闲逸自得的现实生活，也有浪漫奇诡、变幻莫测的黄泉世界。 汉墓室壁画·经史故事 壁画取材于经史故事，大约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在儒学大兴的汉代，此类作品被赋予浓厚的礼教色彩，内容多以宣扬仁义、忠勇等儒家思想为主。《二桃杀三士》典出《晏子春秋》，画面右侧一组为三勇士，姿态各异而孔武有力。中立一威严肃穆的王者系齐景公，两侧侍从执戟，侧目斜视，案几上置二桃，暗示即将步入“计功而食桃”的情节。而位于景公身侧的晏婴沉着平静，俨然置身事外，与众人的紧张迫切形成鲜明对比。画面虽然用笔简淡，但注重表现中国传统绘画中追求的“悟对”精神，通过人物的眼神来推进画面情节。《赵氏孤儿》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经典题材，出自《左传》，即春秋时期晋人程婴、公孙杵臼等人为救晋卿赵朔之子舍生取义之事。画面右侧为晋臣韩厥，因见到孤儿赵武而拊掌称善，口中似念念有词。较之《二桃杀三士》，两者均不同于周秦时期以墨线勾勒轮廓而后平涂的手法，用笔娴熟生动而略带写意风格。值得注意的是，韩厥在赵孤中的形象多被塑造为骁勇善战的大将或稳健持重的贤臣。但在这件作品中，韩厥被描绘成一个身着布衫、佝偻龙钟而饱经沧桑的老翁，且满眼和蔼慈爱，毫无同类作品中的凛然大义，显得更具人性化和生活气息。这与两汉艺术注重表现人物神姿尤其是心理内涵和个性特点密切相关。 壁画中的经史故事多被认为与其他绘画作品一样，应是“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同时，还有扬名显身之用，“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宝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④。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季札、子产、晏婴、叔向作为史之贤人名士，对于两汉后人不亚于上古传说中的仙神。《山海经》《太平御览》《风俗通义》等书典中记述的神人异士即多为古史名流。因而，这些上古先贤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着辟邪镇墓、引导升仙之用。 汉墓室壁画·天象·神异 天象，不完全等同于今之天文气象，其本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天”的图像。秦汉之间虽然已有天象学，但仍与祭祀占卜有着密切关联。殷商时期的卜骨刻辞多有日食、月食、彗星等天文现象的记载，且用以祈祷天神、地示、人鬼。《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