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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交形式的发展趋势 传统观念认为，外交是政府的专利，但是，随着民主建设进程的加快，各国政府的职能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转变，政府外交的权能也随着民主进程被各种外交形式所分摊。 一、首脑外交大放异彩 外交本是国家及其政府的职能，与此相适应的首脑外交在政府外交中大放异彩。首脑外交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所直接从事的个人外交活动。首脑外交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正式访问、非正式访问、会见、会谈、通话、通信等，它带有明显的周期性。在有些国家，尽管国家元首是“虚位元首”，不掌握实际权力，但这种体制却给政府首脑以很大的权力。因此，不管哪种政治体制的政府，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外交方面的权能都有膨胀趋势，首脑外交越来越红火。 尽管每个国家对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外交权的内容和范围在法律上都有明确规定，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经常绕开立法机关的监督，直接介入外交活动。首脑外交既有利，也有弊。在利的方面，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般都是该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对政府外交的直接介入，既有助于相关国家最高当局澄清是非，消除分歧，达成谅解与共识，又可以与对方迅速而直接地决定重大的外交问题。如果双方本着诚实互信、平等友好的原则，可以使国家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在外交实践中，首脑外交有时能够成为首脑个人为提高自己声望和巩固其国内地位的重要手段。弊的方面也是明显的，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第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行使其外交权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国家，其行为是非人格化的。他（她）必须放弃一切私心杂念，处理好个人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这种要求很难做到。第二，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处理国家的事情不可能事必躬亲，对外交问题处理的程序与具体环节不一定清楚，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未必清楚，而且还有语言沟通问题，即使其出发点正确，但遇到原则问题，非个人能力和水平所能解决，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国家关系紧张。第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可能突破国家法律赋予的外交权力范围，打破法律和有关监督机关的约束，随心所欲、沽名钓誉，造成权力的滥用，因此，首脑外交的最大风险“是滥用……个人外交。”正因为如此，国家的总体外交要求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应该具备相当高的素质，尤其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 目前，国际社会的首脑外交非常活跃，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人们普遍认为，首脑外交是由于行政权力失去监督控制，以及科技对现代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影响造成的。人们甚至认为过去相对闭塞的国际环境使政府难得在外交上有所作为；今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首脑外交大放异彩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脑外交大放异彩说明了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外交权力的范围与实施上充分利用了科技成果。 二、议会外交渐入佳境 议会与国会、立法机关、权力机关、监督机关、代议机关等概念基本相近，只不过在使用时因为与不同机关名称相对，才有这些指称。议会的产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民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议会的产生使国家整体权力既发生分割，也出现制衡，外交作为国家的职能也必然因此而出现权力的分割与制衡。议会作为分权与制衡原则的组织形式，必然会介入国家外交，因此，议会外交在历史上晚于整体国家外交和政府外交，但议会外交作为强有力的外交主体形式在国家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从发展趋势来看，议会外交渐入佳境。原因主要有：（1）随着人们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对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对议会主动行使其监督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议会对行政权力也进行了严格、规范、有效地监督，当然包括了加大对政府外交工作的监督力度。议会不仅仅是旁观者或决策者，更要深入到政府外交活动的具体环节，使监督落实到实处。因此，议会外交首先起源于议会的主要职能，议会不仅发挥着监督的功能，而且在发展中其外交功能和活动逐渐加强。（2）国际社会对政府外交权力膨胀问题都高度重视，要求加大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外交方面一旦权力出现过分膨胀，必然会波及内政，导致权力失衡。在外交上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存在着矛盾，尽管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在行政系统内，但“国会仍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和‘评判者’。”因此，美国国会在整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把政府成熟的外交政策法律化。其他国家，诸如英国、俄罗斯、法国等发达国家的议会在国家外交的决策与监督上也有相当大的权力。（3）议会与政党斗争有着密切联系。议会本身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同时，议会又是政党拥有政治权力的源头。政党就是在议会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为实现本阶级集团的根本利益，围绕取得和运作政权而进行活动的政治组织，政党对权力的目标非常明确。议会成员的构成说明了政党在政治权力上的取得状况，政治权力的取得直接涉及到政党对权力，包括外交权力的行使、影响、干预等方面，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