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新闻比较与认知中国新闻业的文化心态.docxVIP

中西新闻比较与认知中国新闻业的文化心态 从19世纪开始，面对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西方的书籍、报刊从门缝里挤入中国，作为现代性元素的西方新闻业冲击着古老的交流体系与观念。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应对冲击的过程中建构着中国式现代新闻传播体系，这一体系既改造着传统的文化图式，又被传统的文化图式所制约；既为西方新闻业的现代标准所衡量，又试图突破西方的媒介垄断，让中国传播力量融入世界传播体系。这样一来。至少有两种目光加诸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即西方化与去西方化。这两种目光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心态，从而构成中国新闻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传教士与中西新闻比较：面向新闻业的“异类” 从历史角度看，新闻业成型于17世纪的欧洲，逐步发展出具有现代特色的制度化、职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新闻传播运作体系。这种运作体系独立于19世纪，其特征率先被英美新闻界界定，在1833年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述评》上首次出现了“joumalism”一词，形成一种“盎格鲁-美利坚”式的发明。虽然19世纪的中国早已不屑于接受外来的东西，但是那些早期来华办报的传教士与中国京报的相遇，还是开启了中西新闻比较的历史进程。 翻开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可以读到有不少评价京报的文字，包括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京报分析》（1838年8月）、亚禄克的《京报》（1873年2月）和梅尔斯的《京报》（1874年7月）等。他们站在英美还未成型的新闻理念上，品评着作为“邸报”翻版的民间出版物，一致的看法是：从新闻来说，京报是最不中用的新闻纸，里头只是政府认为对自己有益、应该发给士绅和官吏阶级看的一些奏议和皇帝的杰作罢了。这显然是以办给又穷又忙的人看的便士报为参照得出的结论。虽然便士报在英国只是崭露头角，但它面向平民的风格深受传教士青睐，英美式新闻的导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奇妙的因缘。 任何开端都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1807年，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马礼逊第一次到澳门传教便遭遇大清帝国的封锁，当时清政府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公开布道和印刷宗教书籍。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以办学和办报的方式传教，这无意中产生了1815年中国近代第一种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但是，基督教的本土适应又必然使西方传教士进入跨文化语境，“习华文，学华语”，注意以四书五经的格言装点他们的刊物，比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封面就写着“子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或模仿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新闻报道，如有些新闻的结尾处往往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现今未知如何，下月细传”，甚至在写到海军交战时，也要写上“大战几个回合”，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交战描写用到了近代战争上来，以此增强传播的亲和力。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审视中国的出版环境，并与之建立某种关系，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所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开始，就注意转录京报上有关中国政事的消息，充分照顾中国读者的需要。这样一来，他们在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同时，也致力于研究民间出版的京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1832年创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就刊登了许多评价京报的文章，要么采取比附的方式去认识京报，认为京报在民间的出版只是一种默许，有悖于法律，就像在英格兰出版国会演讲一样；要么参照现代化理念予以批评，如京报充斥着委任、提拔、弹劾、调离、奖惩、发配、流放等公告，而这些事件对于不了解中国朝政的外国人而言，是不能激起他们兴趣的；京报“一提到皇上，就会用格言般的经典话语，庄重地抒发感恩涕零、高山仰止般的崇敬之情，用最古老、难懂的词汇来形容和描述他，把他奉为圣人、上天抑或老天爷。到1838年，传教士们基本上摸清了京报的核心主题，即政府部门与地方行政长官、军队和政治、法律事务、财政与公共工程、领土与政治事务、附属及其他各方事务。其中，在分析官员调职与任命的报道时这样议论道：“如果只是单独地把这些报道挑出来分析，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烦死读者。但如果将它们放置于整个大环境加以考虑，它们可能是京报里最有价值的部分。” 晚清的文化环境显然不利于办报，传教士走进了被异质文化包围着的拓荒地，这些为宗教使命感所驱使的异乡客不会仅仅安于做文化适应的事情，而是要进一步清除障碍，标示主张，在旅途中对话。这使得传教士一方面移用西方的平民化办报风格，把刊物办给“又穷又忙”的人看，大量报道世俗新闻，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写作，冲淡京报的气息；另一方面导入西方的新闻观念，从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的《新闻纸略论》（1834年）开始，就持续地介绍西方报纸情况和新闻自由观念，以及西方的报纸功能观念（如广见闻、通上下、寓教育）、报道观念、报业管理观念等。他们总是从某种使命出发，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