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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文化对当下劳动教育的价值启发 疫情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劳动教育，对于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中华民族而言，绝不是新鲜名词。“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古代的耕士人始终乐此不疲地追求既耕且读的生存境界，在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之余，挑灯夜读，修身养性，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耕读文化，重视农业、教育、文化亦成为农耕文明的生活传统。当下，教育工作者正在全力以赴地将劳动教育纳入大中小学国家课程方案，根据各学段特点，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系统加强劳动教育。我国古代耕读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对当时的社会有何影响？对当下的劳动教育又有何启示？让我们共同探索研究。 耕读传家，追溯耕读文化的起源 阅读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印象最深刻的是主人公白嘉轩家门楼上镌刻的“耕读传家”匾额，以及对联“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这些历史印记，见证着乡村的过往繁华，记录着耕读传家的荣光。“耕读传家”永恒地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时代的信仰圭臬，更是维系“乡土中国”数千年稳健运行的重要法则。 耕，《说文解字》解释为“耕，犁也，从耒井声”。即耕，從耒、从井，“耒”为耕地农具，“井”则为田地。耕者“犁也”，即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养家糊口，安身立命，此为先民赖以生存的方式和生活的内容。在小说《白鹿原》中，白鹿两家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人，对土地有着“重耳拜土”般的深厚情感，虽然农耕劳作十分辛苦，但他们却始终没有脱离，对精耕细作和克勤克俭有着近乎崇拜的执念。 读，《说文解字》解释为：“读，诵书也，从言卖声”，本义为诵读诗书经文，后引申为阅读、学习。以小说《白鹿原》为例，白嘉轩与姐夫朱先生都是“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但他们又是饱读诗书、儒雅有德、见解独特的乡土“哲学家”。尤其是白嘉轩，家境富裕，但一生以农业生产劳动为荣，送孩子去白鹿书院读书学习，又教导孩子必须耕田劳作。可以说，小说《白鹿原》所叙写的就是近现代社会巨变中耕读文化的部分发展史。 耕读文化可以追溯到至圣先师孔子创办私学的时代，《论语》：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当时的孔子将学稼学圃视作小人才去做的事情，他强调学习礼乐仁义，相对于农耕不够重视，但以其悲天悯人的思想绝对不是排斥。 与孔子同样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则教育学生要将耕读区分开来，要有职业的分工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墨子则崇尚夏朝的大禹，主张拿着锄头耕作，并去疏通天下河流，甚至到了“腓无跋，胫无毛”的程度，因此，在墨家的教学过程中，更加讲究耕读并重。尽管耕读文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变化和丰富，但耕读文化的传统始终得以延续。 耕读结合，挖掘耕读文化的内涵 农耕时代，农业乃国计民生之命脉，理所当然地与读圣贤之书同为理家治国之根本。耕作滋长身体，满足了物质需求;读书提升智力，丰富了精神世界。耕读不仅是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种情怀、文化及价值追求，它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 耕读结合，传承儒家伦理道德。农业文明多为聚族而居，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重视宗法秩序和家庭伦理的特征。在耕读传统影响下，孝悌仁义、崇尚道德、克勤克俭、人与天调等儒家伦理思想成为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耕读结合，提升思想精神境界。农耕文化强调效法天地，拥有广阔厚重胸怀，故在理想人格塑造上，强调自强不息。明代大儒吴与弼与弟子同躬耕，自食其力，早起晾晒谷物，却发现弟子尚未起床，便厉声喝斥。吴与弼坚信在生产劳作中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品格，最后达到圣贤思想境界。在其谆谆教导下，陈献章发愤图强，严于律己，最后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江门学派。 耕读结合，萌发改良社会梦想。元代师山学派创始人郑玉认为西周时期的教育，有农业劳作成份，汉兴以来，耕读割裂，给当时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他提倡耕读结合，既要志于学，又要志于稼，二者不可偏废。尽管此“药方”无法在封建社会实现，但它毕竟描绘了改良社会的蓝图。 耕读结合，所育人才倍加亲民。长年累月的农耕生活培养了先民热爱生产，眷恋热土和感恩自然的情感。耕士人在劳作中，与农人打成一片，培养了对农人的感情，使其思想更加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进而养成了求真务实的作风。唐代诗人李绅“少而贱故多能鄙事”，目睹并躬身感受到农人生活的艰辛，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悯农》。 耕读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中庸》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即 “天人合一”的理论，肯定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