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docxVIP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 “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政治内涵。当下，边疆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挥其地缘优势、战略优势、文化优势、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边疆形象”研究的出现正是在边疆治理的总体纲领下，对国家形象的补充丰富，对和谐社会的有力阐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真实证明。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形象”的研究，现代营销学集大成者飞利浦·科特勒认为，“形象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和印象。”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信念、观念、印象等主观感知与具有客观属性的对象有时并不一致，这就生发了边疆形象研究的基本准则——形象的二重性，即边疆形象兼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中国的边疆形象对于不同地区、国家的主体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其差异取决个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个人经历、受教育水平等多种可变因素。 在过去，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以及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等政治历史原因，“边疆形象”成为被他者主观化了的意识形态产物，丧失了自我言说的权力。尤其是在当下国际体系中，“边疆形象”的他者塑造更成为西方世界肢解中国的软武器。因此，构建一个真实多元、和平发展的“边疆形象”对于我国的边疆治理和国际软实力提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梳理西方世界对边疆形象阐释的历史将为我们理清他者眼中的边疆形象提供材料，更为我们在新时期构建中国的边疆形象提供经验。 首先，西方学者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主导了边疆形象的认知流变。如19世纪瓦伦·B· 华尔纳提出的“云南神话”，欧洲上流社会曾一度认为云南是“神话般的聚宝地”，随之而来的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英法两国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边疆特别是云南地区的考察报告、研究著作等，这使得以边疆为代表的东方乌托邦形象成为西方人对中国“初体验”。20世纪初期，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开始进入意识形态主导期，受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边疆假说”的影响，美国边疆学派开始了对本土“边疆精神”的挖掘和对中国边疆政治地位的重新评估。如拉铁摩尔“蓄水池”理论认为边疆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突出了边疆作为国家安全重要部分的政治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发生了大转变，在突破特纳“冲击—反应”模式后形成了较为科学、全面的边疆研究体系。如李中清（James Lee）《中国西南的移民遗产：1250-1850》、《中国西南的粮食供给与人口增长：1250-1850》等文章中提到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如何从经济欠发达地区转变为主要经济区，突出了边疆自立更生的经济形象。又如纪若诚（C·PattersonGiersch）《亚洲边地：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变迁》探讨了边疆在中国—东南亚跨境关系中的战略地位，突出了边疆连接中外的战略形象。再如著名人类学家缪格勒（Erik Muggler）《舞迷：传统民族节日里的文化和地方政治》从舞蹈活动、节庆传统等角度深入研究，突破了传统西方汉学范式，突出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形象。 其次，西方学者对形象学的跨学科研究丰富了“形象边疆”的重要价值。形象学最初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受到法、德等国的重视，异国形象常常成为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主题，在巴柔看来“异国形象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作为文学想象物而存在的“边疆形象”具有了故事性特征。在心理学领域，“形象”就是人通过五感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事物的形象，边疆形象就是主体在观看边疆景色、了解边疆风俗、体验边疆生活中构建的知觉印象。在传播学领域，形象是“信息传递过程的产物。信息通过一定的媒介传输到受众的大脑，受众通过已有的认知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形成‘像，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最后形成形象。”依此推导，边疆形象是受众通过传媒工具接受到信号后的输出。在信息化的今天，信息选择的不同直接影响公众对边疆的判断。 最后，西方主流媒体对涉边问题的报道凸显“边疆形象”塑造的紧迫性。大众传播的发展扩大了媒介的话语力量，成为影响国家软实力塑造的关键因素。所谓大众传媒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近些年，以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表示出极大关注。以纽约时报为例：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在202X年《纽约时报》涉藏报道达到高潮，这是由于“3·14打砸抢烧事件”成为西方媒体抨击中国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的舆论风口。据统计，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主题中，“西藏突发事件”名列首位，边疆成为意识形态争夺中被任意涂抹的舆论形象。因此，当下对于边疆形象的塑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迫，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