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文学”中发现“戏曲”到“以曲为学”：.docxVIP

从在“文学”中发现“戏曲”到“以曲为学” 一重启“经典的可能性” 1913年 1 月，寓居京都的王国维撰成《宋元戏曲考》。根 据约稿方商务印书馆的建议，在更名为《宋元戏曲史》后，于是 年4月至次年3月，分八次在《东方杂志》上连载。①1915年 出版单行本，此后不断重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受到 了新学人士的推崇。 1918年 1 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归 国杂感》，称赞“文学书内，只有一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 是很好的”。②次年1月，在《新潮》创刊号上又发表了傅斯年 的书评，认为“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 独王 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③ 胡、傅二人的表彰，颇能反映当时学界的观感。王国维对于 此书，也十分自信。在他看来，“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 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 。自 1908 年以来，王国维先后“乃 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 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以 及《录曲余谈》与《录鬼簿校注》两种。所以，这部在辛亥东渡 后“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就的著作， ④实际上乃是王国 维把“四五年中研究所得， 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 书”。对于数年的创获，他不无得意。在此书“将近脱稿”时致 缪荃孙的信中，他特别强调“其中材料皆一手蒐集， 说解亦皆自 己所发明”。① 《宋元戏曲史》的刊行，日后成为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标 志事件。早在发表 10 年后，梁启超就已经开始在“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的视野中讨论此书，判断“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 学，则静安当为不祧祖矣”。②尔后，郭沫若又将其与嗣后问世 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举，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 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 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③梁、郭二人的评价，一留心于学科 制度之奠立，一着眼于学术思潮之发生，都肯定了《宋元戏曲史》 为此后的学术史进程“发凡起例”的重要作用。 学界对于王国维 的戏曲研究的考察与反思，大多循此展开， 《宋元戏曲史》的历 史化与经典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 学术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通常意味着在某一场域或者谱系 中一种新的知识组织、流通与衍生方式的形成。在以经典为叙述 与逻辑的双重起点建构起来的学术史进程中， 范型复制是经典传 播、接受与批评的主要途径。经典在创生时期原本包孕的知识、 文化、伦理甚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可能性， 在复制过程中非常容 易被抽象与提纯为问题意识与表达方向的规定性。 至于经典诞生 的具体而复杂的“背景”则在更大程度上被遮蔽， 诸多微观与偶 然的因素在历史叙述的逻辑惯势作用下成为了宏观与必然的 “前景”。 在汹涌澎湃的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中，通过梁启超、欧榘甲、 陈独秀与柳亚子等人的鼓吹，旨在“新民”的“曲界革命”在 20 世纪初拉开帷幕。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 界革命”一道，“曲界革命”的倡导者希望经由改良文学实现 “改良群治”。 ④这一运动在客观上以文类形构及其等级调整的 方式，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输入。 以梁启超为例， 他对于小说、诗、文与戏曲的理解都与前人有别，并且能够“为 我所用”。⑤在他那里，戏曲“无疑是边界最模糊的概念，也是 最少独立性的文体”， 不过正因如此， “曲本以其更大的包容性， 反而可以承担更多的功能”。 ⑥“曲界革命”时期“戏曲”的文 类边界最为活跃，先是与“小说”与“诗”相互纠缠，后又与 “戏剧”彼此交错， 直至呈现逐渐清晰的分野。 ⑦晚清学界内外 关于“戏曲”问题的讨论， 大多在此背景下进行， 并且直接参与 其中。 “曲界革命”在 1904 年进入高潮。同年，王国维接替罗振 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开始陆续发表涉及“文学”问题的言 论。从是年到 1907 年，他的“嗜好”由哲学转向文学， 他的“文 学”观念的表达则又往往与关于“戏曲”问题的讨论相生相成。 因此，早有研究者认为， 王国维关注“戏曲”是“曲界革命”影 响的反映。⑧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却十分明显。一方面， 与“曲界革命”的倡导者更为强调“戏曲”的社会启蒙功能不 同，王国维对于“戏曲”的这一面向几乎未置一词， 他的讨论要 么在哲学与美学的层面上进行， 要么在“文学”的知识系统中进 行，具有非常自觉的学科意识。另一方面，王国维的这些主张集 中发表在 1904 至 1907 年的《教育世界》杂志上，根据他在 20 年后的回忆， “此志当日不行于世”， 所以早年的文章也“鲜知 之者”。⑨可见在当时的历史现场中，王国维并不“在场”，包 括“曲论”在内的他的这批“文论”成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意 识”的滥觞，①乃是日后“知识考古”的发现。因此，以“曲界 革命”为参照的单纯的“影响—反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