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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与国体性之辨 如果撇开制度而一味强调国民性， 指责民众程度不够、 能 力不配、组织不便； 那么，在胡适看来，这个民族就永远没 有民治的希望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近代史对于当 下，当然更具镜鉴意义。这大约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媒 体，漠视热腾腾的现实世界， 一个劲儿地对百年前中国的那段历 史进行析读，解剖、缝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盖棺难以 论定。 就是在这样的喧嚣中， 邵建这个名字频频引起关注， 他对那 段备受关注的历史中的两个标杆式的人物—胡适和鲁迅的比较 研究，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改革国民性——鲁迅的声音 记者：每当社会上发生一些事件时， 就会听到对国民性的质 疑，沸沸扬扬，实际上，民国以降，这种质疑从未止歇，您怎么 看待这种现象？ 邵建：国民性和国体性，换言之，即素质与制度，两者谁决 定谁，这个问题已经流贯百年。其中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便 是国民素质的低下就不配享有优良的政治制度。 理由是有什么样 的国民才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性质是由国民的性质决定的。 国民性如此，制度何求。因而改革国民性而不是制度，便成为一 种价值优先。这种观点，如果溯源，鲁迅不妨是代表。 1925 年 3 月 31 日，鲁迅在写给他的学生许广平的信中，明确指出：“此 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 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在鲁迅的表述中，专 制与共和，俱属制度话语，但比制度更要紧的却是国民性。如果 国民性不变，即使专制变为共和，如鲁迅时代满清变成了民国， 最终也不过一切照旧。 记者：鲁迅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吗？ 邵建：鲁迅不是国民性问题的始作俑者，但某种意义上，他 却是这一问题的集大成者。 我们今天谈国民性， 总是会和鲁迅的 名字挂上。 上节征引鲁迅的那段话， 早已成为国民性问题的经典 表述。但，国人对国民性的关注，实起始于五四之前的清末，那 个时代的梁启超， 方才是开创国民性话语的第一代人。 戊戌维新 失败后， 梁启超流亡日本， 其时日本人正在讨论他们那个民族的 国民性， 此一问题对梁启超产生相当影响。 戊戌维新属于制度变 革，它的失败原因很多，如果从社会层面看，正是民智不开，才 导致制度不举。因此梁启超一边批判国民缺陷，一边强调“新 民”。 1902 年，他在《新民说》第二节中指出：“政府何自成， 官吏何自出，岂非来自民间者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 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一如本节标题所示“论 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国势将倾， 没有比启民德、 开民智、 强民力更重要的了。不独如此，梁启超进而认为：“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记者：那么可以说是鲁迅承袭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邵建：可以这么说，鲁迅的词汇不是“新民”而是“立人”， 其意一也。这里，立人就是改革国民性，两者一个是正题，一个 是反题。它之所以必要，可见鲁迅在《华盖集?通讯》中的表述： “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 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 现在常有人骂议员， 说他们收贿， 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 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从鲁迅的表述中， 不难看到梁启超的影子。 梁启超的“第一急务”， 到了鲁迅这里， 便成了“第一要著”。 1922 年鲁迅出版了他的小说集《呐喊》， 在其“自序”中，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 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 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以改变 他们的精神来改变国民性， 这种改变即“新民”即“立人”。 因 此，在素质与制度，或国民性与国体性的两难中，鲁迅接续梁启 超，作出了他的选择。这种选择的认知前提是，素质优先于制度 并决定制度，正如国民性优先于国体性并决定国体性。 改革制度—胡适的意见 记者：印象中当年不仅鲁迅， 周作人也是对国民性十分悲观 的，延续到今天，我们在一些公共话题的论争上，也仍然还在延 续对国民性的批判， 这种思想潜移默化， 影响之深远似乎到今天 仍然是主流？ 邵建：20 世纪是鲁迅的世纪，鲁迅的观点包括改革国民性 的观点，不但早为人所熟知，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维惯性。 21 世纪以来， 胡适的众望不断高抬， 胡适的思想也慢慢为我们所认 知。但，在国民素质与政治体制之间，胡适有一篇文章尚未引发 我们的注意， 这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 《胡适文集》 第三卷中的《序》。 记者：他们二位在这方面有言论交集吗？ 邵建：就国民性问题，胡适见解和鲁迅不一，他们两人并没 有这方面的言论交集。 鲁迅的话不是说给胡适听的， 胡适的意见 鲁迅也未必知道。 但，作为后人， 如果我们把胡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