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启蒙精英视角下的女性解放.docx

男性启蒙精英视角下的女性解放 出版于 1925 年的《玉君》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中 篇小说之一， 曾轰动一时， 被列为五四以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 作品。相比同一时期的其他著作， 《玉君》中所体现的女性理想 并不因其深刻而独特， 但它“光明”的开放式结局在当下看来蕴 含了更多合理性与可能性。 人的解放是五四以来的启蒙文学一直 关注的问题， 其重要部分女性解放又与两性关系有着天然的密不 可分的关联。 《玉君》既考察了两性关系下的人性解放，又展现 了男性启蒙精英主导的的社会改革的实际状况。 一、玉君的女性理想与当时的启蒙思想 “发现妇女”，始于来华传教士的影响。张莉的《女学生： 民族国家视域下的新妇女想象》 中提到， 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妇女 缠足、不读书等现象表示不认可， 向人们讲述迥异于中国妇女的 西方妇女的形象和生活， 还建立女子学校。 这自然是为了传教的 便利， 怀着他们自身的功利目的， 但同时也在更广的范围内构建 起了完全不同于古老中国妇女形象的想象。 在晚清的一系列政治 改革中， “女性以被赋予的国民权利和国民责任为名， 重新进入 历史，而这也奠定了此后百年女性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基本模 式。”[ 乔以钢 刘?：《“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题 身份与文学实践》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4 期] 但是另一方面，妇女只是被大多数的改革者当做是“强国保 种”的工具，作为生产力的女性成为女性期待的重心。 “以康（有 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知识分子提出的妇女问题是早 期维新派的延续， 所不同的是， 他们以‘废缠足‘兴女学为 突破口，将妇女解放放在了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手段的位置 上”[ 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在《“女国民”的兴起：近代中国女性主体身份 与文学实践》 中，作者则更强调了在看似“进步”的提倡女权的 表象下，女性所扮演的政治工具作用。 尽管比起维新时期的女性观有了很大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也 大多局限于口号式的倡议之中。 民国建立之后， 许多政府法令和 举措使得女性教育问题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章 程一一《壬子癸丑学制》，开始淘汰两性双轨制，女子教育的范 围扩大，年限延长； 1917 年，教育部公开在全国招收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的学生； 1919 年，大学允许女生就读。这一时期，去 国外留学的女学生也增多。 教育作为社会改革的先驱， 为女性解 放提供了外在的条件和动力。 狂飙突进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涌 现了如秋瑾、 张竹君等争取女性权利的知识者与革命者。 “男性 精英为女权大声疾呼， 但陶醉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激情， 止步于现 实政治的改革与斗争” [同上 ] 。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 更期于女 性自我的践行和斗争。 玉君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半新半旧的女性， 她在 北京的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过， 既受过当时较高的文化教育， 又经 受了“五四”浪潮的洗礼。 这个故事模式具有五四时期关于人的 价值与社会改造的典型性， 故事叙述也被放置在女性解放与启蒙 实践的范围当中。 玉君的形象虽然过于光彩照人， 但她也有其变 化发展的过程。 将这个形象放置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之中， 又 是明暗相间的。面对自由爱情，她敢于和家庭反抗，也甘于在时 间和距离的消磨中信守承诺， 这些都是她超于了那个时代普通妇 女光辉的一面。 但对照女性理想的更完美形态， 她又是不够光辉 的。杨振声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 始终没有忘记她的女性身份。 杜平夫归国之前的那个玉君， 是类似于子君的人物， 可即使同样 是反对封建家庭的出走， 玉君也没有子君走得那么凛然慷慨。 玉 君的投河是强烈的感情冲击造成的， 在情绪的波动下阴差阳错地 进行的。玉君说“生命的兴趣，是全从旁人对你的感情生出来 的。” [杨振声：《玉君》，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0页 ] ， “有两个爱我的人， 我就可以不死了” [同上 ] ，她将自我的生存 寄托在情感之上， 而非出于对个人主体的珍视和个人合理意愿的 捍卫。此时玉君的女性理想显然是残缺的。 直到杜平夫归国误会 了林一存和玉君的关系， 才使得玉君痛定思痛， 认识到了杜平夫 的虚伪， 也是她女性意识真正苏醒的开端。 玉君痛斥杜平夫的一 席话，在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其实你所爱的也是我的皮肤， 不是我的灵魂！” [ 杨振声：《玉君》，华夏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68 页 ] 追求灵魂之爱的失落让玉君重新审视自身， 她开始向往 更多的社会身份。 女性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 是人的欲求的实现。曾经 的玉君，是由女人而走向人；此时此时的玉君，是由人而走向女 人。如果说女性的爱情支配下的玉君即使与封建家庭进行抗衡， 也不过是女性角色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