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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向前，但是国内收入差距也进一步加大，这使得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广大学者一直探讨的一个话题。信息基础设施的范围非常广泛，包含了诸如通信管网（由光纤PSTN、同轴电缆、以太网线及其管道资源等组成）、无线基站、中继设备、各级机房以及相关配套的电源、建筑等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以下四方面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第一，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本身作为一种投资，这种建设不仅增加了社会对光缆、转换器等产品的需求，而且为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合理的方式服务经济创造机会，实现要素的收入分配。第二，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改善生产关系，减少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协同成本来提升生产效率和规模。当信息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厂商之间的信息沟通就会便捷，对市场出现的变化也就能较快地作出反应，这样就能给厂商留下充足的时间、资金去改革创新，扩大规模，从而产生规模经济，提高产出效率。第三，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项经济型基础设施，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通过提高产出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引导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刘生龙等，2010）。信息基础设施对于产业发展、转型、提升作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在互联网、金融以及工业等几大行业。第四，信息基础设施有利于加速劳动、资本等要素流动，起到了对传统资源的置换效应，间接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使要素按产出贡献大小的方式参与收入分配（黄璐等，2001）。为此，本文将从多角度选取信息基础设施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考察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国外很早就有有关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例如Rudra（2014）運用面板VAR研究了G-20国家1991-2021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以及现代经济四个关键性指标（资本形成总额、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城市化率和贸易开放度）之间的联系，发现在长期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因果关系。Lew（2014）从一个组织扩散的角度，认为投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可以获得提高市场上的竞争力。Chandana（2011）在面板Granger因果协整检验的框架下，发现电信基础设施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促进作用要强于对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不管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因果关系。 在国内，有关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不多。陈亮（2011）建立宏观总产出模型与信息基础设施微观供需模型相结合的联立方程，并选取长度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项指标--人均长途光缆长度来衡量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徐鑫（2014）以区域CGE模拟分析为基础，分析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上海经济转型的影响，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对上海经济增长不明显，但有利于产业升级，劳动报酬比例上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彭惠（2012）基于菲德模型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对产业的外溢作用明显，且信息基础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欠发达地区。张红历（2010）从空间结构的角度测度了信息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为明显，而且区域经济增长有空间溢出效应，但信息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郑士林（2014）通过研究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在行业发展初期，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2021年后，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却对经济增长起负向影响。 通过观察以上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分析都围绕着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展开讨论，但很少有学者在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信息基础设施对要素收入分配影响。Andrzej（2004）通过研究电信基础设施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证实了电信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的降低收入差距。为解决上述研究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的选取上过于单一的问题，所以有必要选取5个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以保证指标多样性。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立足于C-D生产函数，运用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市2021年至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来深入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二、模型说明和变量选取 （一）模型说明 经济的发展往往是由各种要素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通过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来实现的，例如在C-D生产函数中，经济总量Y就由资本要素K和劳动力要素L来决定。但是在生产要素既定的条件下，经济总量就由各要素的产出效率来决定，产出效率越大，则经济总量就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产出效率决定要素的收入分配。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各项目的不同投资能够通过影响对资本和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