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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正义何以增进幸福 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我国自 2009 年就从“经济收益阶 段”进入到“生活方式多样化阶段”。① 在此阶段，社会的公 平正义（即社会公正）继经济因素之后，成为另一个影响国民幸 福指数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社会收入悬殊和分配不公，正在 抵消着由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幸福感提升。 这种抵消作用是如何 产生的， 进一步改革改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后， 人们的幸福感是 否会随之增进？探究这些问题， 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探寻中国的幸 福之路， 既可以彰显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也有助于我国在幸 福之路上，更加坚定地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一、幸福是满意感、快乐感、价值感、安全感和归宿感的有 机统一 当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指日可待之时， 幸福研究的热潮 陡然涌现。 追求幸福， 不仅是民间涌动的热望， 也成为政坛新词， 频频出现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社会发展目标之中。 幸福——这一 古老弥新的人生梦想，自然而然成为学术热点。然而，“什么是 幸福”是一个典型的“哈姆雷特式问题”，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 回答。学术回答的主流似乎是趋向性承认幸福内涵的多元性、 复 杂性和相对性。 在心理学中， 由于普遍把幸福看作是人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 验即心理感受， 所以，幸福和幸福感几乎是同一概念， 只不过“幸 福感”更强调幸福是主体的一种感受， 而不是某种客体事物。 郑 希付在《我们的幸福感》 中概括了现代心理学对幸福感的两种理 解：一个是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另一个是 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y well-being )。主观幸福感从快乐论 发展而来， 认为幸福就是对生活满意， 拥有较多的积极情感和较 少的消极情感， 其测量框架主要是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 心理幸 福感由实现论(认为幸福是人的潜能的实现)演化而来，认为幸 福是客观的， 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我完善、 自我实现和自 我成就，是自我潜能的完美实现，其测量框架包括自我接受、同 他人的积极关系、 环境控制、 自主性、生活目标、 个人成长。 [1] 社会学学者邢占军对幸福或幸福感的界定， 综合考虑了现代 心理学的两种维度。他提出从三个方面把握人的幸福感：第一， 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生活主要领域的满意感； 第二， 幸 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 第三， 幸福感是人们由于潜能实 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在他那里，幸福感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 感的有机统一。 [2] 一个时代对幸福的诠释，还与这个时代的社 会需求紧密相关。 在中国当下的幸福研究中， 人们在生活总体满 意感、快乐感、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提出安全感、尊严感、归宿 感等也是幸福的来源，也参与幸福的构成。 正因为幸福具有主观性、 多元性和相对性的特征， 所以任何 一个国家都同时存在着幸福的人、缺少幸福的人和自觉不幸的 人，那么，如何比较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幸福感呢？如何评判 一个国家、地区幸福感随时间推移是增高还是降低呢？这就涉及 幸福的测度或量化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学家介入幸福研 究，他们用经济学术语“指数”作为对幸福感的测度， 使“幸福 指数”（ Happiness Index ）逐渐被公认为量化幸福感的指标。 最早提出幸福指数概念并给出第一个计算方法的是美国著名经 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他认为： 幸福等于效用与欲望的比值，即幸福 =效用/ 欲望。在这里，欲望 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 是不足之感与求足之愿的 统一。 效用是指人们欲望所得到的满足程度。 满足程度越高效用 就越大，满足程度越低效用就越小，如果感受到的是痛苦，则效 用为负数。由此可见，在萨缪尔森看来，一个人幸福感的大小取 决于他的欲望及其满足程度， 在欲望不变的情况下， 欲望越能够 得到满足，幸福感就越强；在满足程度既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大 则幸福感越小， 即幸福感与人的欲望成反比， 与欲望的满足即效 用成正比。 这一计算方法可以解释许多经验事实， 诸如中产阶层 适中的欲望及其满足欲望的较高水平使其幸福感较强； 贫困但生 活于封闭环境中的人群因欲望较小其幸福感可能与发达地区的 人群相当等等。 萨缪尔森还提出了提高效用的五类因素 （个人拥 有的物质财富及收入的增加；健康、长寿和休闲；生活环境的改 善；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的自尊、成就感及自我实现）和影响欲 望的若干因素（人的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等）。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心理学专家库克教授提出了幸福指数的两种 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 状况、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 未来保障七个方面的评价； 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 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