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培训讲稿：《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docVIP

《贞观政要》与“贞观之治” 一、文景之治、康乾盛世与贞观之治的异同 秦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个大家公认的治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三大治世最大的共同点是，都在朝代新建后不久，为朝代长期存续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成为了朝代走向鼎盛的先导。 但它们也有很大的不同。文景之治是无为而治。班固在《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写道：“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朝兴起后，与民生息，改变了东周以来因战乱不断造成的不良社会风气。孝文帝恭谨谦逊，孝景帝继承其事业，使汉初的民风愈发淳厚，形成了像西周成王、康王时一样的治世。“文景之治”的说法就是从这段话中得来的，它最大的特点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 与之相较，贞观之治则刚好相反，贞观君臣一直都非常重视治理问题。武德九年，唐太宗刚登基还没改元为贞观时，朝廷就讨论过大乱之后能否治理好国家的问题，魏征和封德彝争论得非常激烈，大家都希望能从历史上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寻找思想要素。唐太宗将史书的功能明定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贞观三年，他命房玄龄、魏征等人再次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贞观五年，又命魏征等人选编历代哲人治国理政的思想、论著。魏征“取鉴乎哲人”，编成《群书治要》，并在序言中提到：“凡为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 贞观君臣参考历代帝王执政的经验教训、历代思想家治国理政的思想，结合贞观年间的客观实际，形成了四大治国思想理念，并提出了治国施政的基本要求及目标。因此，相对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来说，贞观之治是通过一系列举措而取得辉煌治理效果的有为之治。 贞观之治还有一些不同之处。一是唐太宗打败了突厥，被称为“天可汗”，这是文景和康乾时代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汉初和唐初所处的社会环境、内外背景大体相当。汉代以前经历了东周列国到秦统一天下，二世而亡；唐代以前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民族融合，隋统一天下，同样也是二世而亡。但文景时期有不和谐的“清君侧，诛晁错”七国之乱，贞观时期没有。 康乾盛世时的历史背景、内外情况和汉唐完全不同。康乾时期，在外部，西方世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成功，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在内部，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首先要解决民族敌对情绪的问题。清朝也修明史，编图书集成，但它不像唐太宗修五代史，是为了“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而是为了笼络明代的知识分子，也有向明代学习汉族文化和统治思想的意味在里面。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清朝还要查禁书、毁书，兴文字狱。康乾时期和贞观年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虽然也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但总体国策是闭关锁国的；而后者认为“中国既安，远夷自服”，在文化方面绝对开放。这就是贞观之治的第二个不同之处。 还有一点我们过去可能不太注意，贞观君臣的关系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比不了的。唐太宗提出“君臣共治”，魏征强调“君臣契合”，不管是君臣关系还是大臣与大臣的关系，没有哪个朝代像贞观年间这么融洽。杯酒释兵权、杀开国功臣这样的事，在贞观年间根本没有。 通过客观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三个治世中，贞观之治确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取法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贞观政要》这样一部专门写贞观之治的书，而没有专门写文景之治的书。清朝到了宣统年间编了一部《康熙政要》，基本上是在效法吴兢的《贞观政要》，只是结合清代的情况增加和删除了一些篇章。 二、《贞观政要》作者吴兢的为人 《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是一个正直、敢于执笔，非常有责任心的史学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记载，特别是《旧唐书》中绝大部分的基本史料素材都出自他的手笔。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参加编写唐史的，年纪三十左右。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经他主要修撰的有《则天皇后实录》《唐中宗实录》《唐睿宗实录》。吴兢初入史馆即愤愤然于武三思等的“苟饰虚词，殊非直笔”之行径，认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为了保留本朝历史真相，他开始私撰国史。开元十四年，他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由此可知，吴兢是一个对唐代前期历史非常了解的史官。 关于他的正直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则天皇后实录》中记载了一件事：武则天的宠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诬陷宰相魏元忠，以高官利诱张说做伪证，张说答应了。宋璟、刘知几等人听说这件事，苦心劝张说千万不能党邪陷正，成为武三思的党羽陷害忠良。等到在武则天面前对峙时，张说回心转意、据实以告，说一切都是张氏兄弟逼他做的。基于史官的职责，吴兢把这一过程如实记录在《则天皇后实录》里。后来张说成为宰相，并监修国史，看到史馆中的记录。他知道这是吴兢写的，但不好意思直说，就跟吴兢说刘知几在史书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