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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孔颜乐处”对苏轼行为处事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范文 　　苏轼是传统文人的代表,他既有强烈的政治进取心,更有丰富的文学创作,“乌台诗案”是其一生进取转退的分界点。从谪居黄州开始,其早期“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一步步冷却,而渐趋于“性命之忧”。然而与一般士大夫遭贬谪之后显现的愤懑忧虑不同,苏轼被贬黄州,在经历过初期的失落之后,更表现出一种乐观通达。对他这种身处困厄之境却依旧怀有积极的姿态,有人解释为其政治热情减退后,由儒入佛入道,看破世事,自求达观。但是,正如李泽厚先生在论述“儒道互补”这一命题时所说,“庄老道家毕竟只是知识分子所找到的幻想的避难所和精神上的慰安处而已,他们生活、思想以至情感的主体,基本上仍然是儒家传统。”[1] 　　作为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代表,苏轼自然也摆脱不了这颠扑不破的框架,儒家思想始终存在他身上并发生作用,只是”乌台诗案“之后,其用世思想隐退,而体现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后者。更为重要的是,源于先秦,在宋朝被新儒家再次提出升华的“孔颜乐处”对其行为处事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孔颜乐处“的意蕴 　　“孔颜乐处”这一概念最初是在二程回忆其师周敦颐时提出的,曰:“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2],这说明作为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很看着“孔颜乐处”,因此经常让学生思考,撇开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重视,我们先从先秦儒家着手,了解“孔颜乐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