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君宝《曲江池》情节之妙
读罢《曲江池》,就其情节概观,李亚仙弃贱从良,然后便 获得了大团圆 , 实在是顺利的很。然而这种顺利,实是作者精心 设计而成。
如此自由的爱情观的产生是很大的原因是元朝统一, 对封建 进行冲击,文人被迫走进了勾栏瓦肆,开始了开放性的创作。但 是作者的情节设定,又让这自由有了现实的基础。
且先看看这四折。第一折是二人曲江池相遇,结为连理。第 二折写杏花园里郑府尹打子两不相认。第三折写李亚仙弃资财, 双双入卑田。第四折写亚仙劝善父子相认。
首先,李亚仙为何没有早日“情愿讲亚仙身边所有, 计算还 你,勾过二十年衣食之用, 赎我亚仙之身, 与元和劳寻房屋居住, 叫他用心温习经书,待来年选场,必成其志”? 1 而戏剧原文中 也着实没有李亚仙非要选择在郑元和沦为哭丧者并被自己父亲 打得几乎死去时才出手相助、弃贱从良的必要原因。
其次,郑府尹这个父亲,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儿子打死而不顾 呢?正如郑元和不肯认父时所云: “我元和当挽歌送殡之时, 被 父亲打死,这本自取其辱,有和仇恨?但已失手,岂无悔心?也 该着人照觑, 希图再活, 纵然死了, 也该准备些衣冠, 埋葬骸骨, 岂可委之荒野,任凭暴露,全无一点休戚相关之意?” 2
反过来想,如果亚仙早日从善,劝郑进学,岂还有父亲打子 的情节?不过这样,郑元和虽走得顺顺当当,但要科举之士,娶 风尘女子,其父能容吗?免不得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二来,如果郑父不是打死元和, 而是拿回家教育, 重劝进学, 那亚仙不过是才子正道上的一时风流,大团圆怕是不能。
这两个例子都在试图说明,两人的爱情能够得到最终的圆 满,实在是少了太多的封建阻碍。 我们在戏剧中没有看到自由恋 爱和封建顽固势力的正面交锋, 所以容易产生一种当时社会民风 极为开放,爱情观极为自由的感觉。 但这其实是作者巧妙的设置, 避开了这正面冲突。
首先是自废本业引得父亲大怒, 斥子不认。 这一个被动的父 子决裂,给了两人一个机会, 成就美满且相对独立的家庭。 此时, 再来一段子不认父, 父委托于亚仙从中斡旋, 促使父子相认的情 节,使得亚仙的地位更加牢固, 郑父更没有反对这场婚姻的立场。
以上简单的情节串下来就可以知道, 这一出父子决裂是作者 为了促成亚仙保住其地位的基础。 而作者去繁从简, 将这个矛盾 隐藏下去,读者只道风尘女子嫁得才子,社会着实开放自由,但 这不能忽视石君宝通过巧妙的情节设置。
这种矛盾的转移也有着社会基础。 石君宝没有在前人的优秀 之作面前止步 , 而是根据元代有关社会矛盾的变化 , 进行了再创 造。
商业经济的发展是其经济基础 , 而元代的等级制度带有鲜明 的民族压迫的特点。 相对于汉民族文人 , 这使得他们的关注中心 改变。元朝封建势力不如往朝一样顽固, 而文人墨客又找不到一 条入世之路,最终走进勾栏瓦肆,开始了俗文学的创作。而这些 创作也就有了自由味道, 开始注重形形色色的人, 而不是各种规 矩和限制。这就给读者一种元朝大为开放的感觉。
以下再对比《曲江池》和其前身《李娃传》的情节,以更明 白石君宝情节之妙。
《李娃传》 中的长安名妓李娃的复杂性格集中表现在两个情 节上,她热恋着望族公午荥阳生 , 又不敢过于奢望, 后参与倒宅 计以疏远荥阳生。 后来她冒着风险重新与乞七荥阳生同居 , 等到 荥阳生再度飞黄腾达之际 , 却又自惭形秽而悄然欲去。 这种复杂 性格反映了唐代的等级制度的森严和想获得自由婚姻大团圆的 困难。
反观《曲江池》中的李亚仙,她坚持和郑元和在一起,不论 他是乞儿, 又或者他最后中试除官。 这无不塑造了一个自信而又 个性的女主角, 思想更加开放, 更有勇气, 实乃当时社会之产物。
又有,叙李娃送郑生至剑门 , 父子巧遇于邮亭,相认,“抚 背痛哭移时”。郑生具陈本末 , 欲令李娃还京。父阻之 , 以六礼 迎归。两相比较 , 可见李娃命运 , 实系于荥阳生一念之间 , 本人 则无能为力。如果郑父仍旧要反对的话,李娃的命运可想而知。
相比之下, 《曲江池》里两人不听父母之命 , 私相结和,亚 仙就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大权。 而这种自由的实现, 也与郑元和的 性格大为有关。 郑元和且于除官之后 , 拒不认父。 他没有主动言 和,而是坚持父不为父,无需再续前亲,给亚仙以主动权。郑元 和打破了封建伦理盲孝的规矩,于是自由爱情得以顺利进行。
郑元和的拒不认父, 与儒家之孝道礼法实有一间之隔。 依儒 教之伦理,父纵不慈, 子亦不可不孝。郑元和所持之理及此前 之不告而娶, 实已浸染游牧民族之伦理观念与元代社会之朴野风 习。
通过以上对《李娃传》和《曲江池》的对比,曲江池所塑造 的,已经很大程度的削弱了封建伦理的影响。 或者说作者为了削 弱封建的存在感, 巧妙的设置了情节, 成功的把曲江池置于开放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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