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朝法制建设看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精选文档.docxVIP

从北朝法制建设看 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 从北朝法制建设看 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少数 民族政权，或统一全国，或治理一方，其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影 响各异。汉法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法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法系的基 础。北朝处于我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融合时期，包括北魏、东 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越过黄河并迁都于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鲜卑民 族积极学习儒家文明，在法制建设上取精用弘，后来居上。相比 较于同时期的汉族政权南朝， 北朝立法更有建树。特别是北魏和 北齐，法制建设成果最为丰富，在法律体系的完善、罪名刑种的 确立、刑罚原则的改革、司法制度的创新等方面，对隋唐法律产 生了重要启发，体现了高超的律学造诣。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阐 述北朝法制建设对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重要贡献。 、北朝法制的儒家化 法制儒家化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 而北朝在中国法律儒家 化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 一文中云：“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变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中国的儒家思想 一文中云：“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 晋，成于北魏、 北齐，隋、唐采用后变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中国的儒家思想 产生于先秦时的中原地区，由于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中国农业经济 环境下的家族社会的精神需求，到汉代特别是西汉时被推崇到至 尊思想的地位，并开始显示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 在法制上也有 深刻体现。 这种影响继续发展本是大势所趋， 但北魏作为北方游 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能够顺利接受、吸收儒家传统思想并发扬之， 将其应用于法制建设，且对后世法制（以《唐律》为代表）产生 深远影响，其意义值得深究。入主中原以前，鲜卑族使用简陋粗 犷的习惯法来调节社会秩序， “畜牧迁徙， 射猎为业，淳朴为俗， 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 [1] “魏初，礼俗纯朴， 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 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 因循，亡所革易。” [2] （ P.2873 ）实施汉化改革以后，鲜卑族 的法制由习惯法逐步转化为以礼为指导的封建法制。 礼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形式，也是北朝法制儒家化的有力证 据。礼是中原汉家数百年来封建文化的结晶， 其对政权和社会的 影响力、 渗透力以及自身的文化威信， 都非鲜卑族“纯朴”的习 俗可比。礼为北朝社会分制 , 从家到国 , 礼规范社会各阶层的行为 标准，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官尊民卑，与之相呼应，北朝法制 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刑法打击重点化 西汉时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思想， 建立了既主张仁 义又讲究功利的新儒学。新儒学一统各家学说为封建统治所用， 以儒家之等级、仁学、德治、教化思想为主，结合法家君权、人 性、纲纪理论，辅以阴阳五行神权观，服务于皇权。从此以后， 三纲五常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统治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纲领。 围绕着 对君权、父权、夫权的保护，北朝法制开始将国家刑法重点打击 对象集中在由儒家纲常所划分的犯罪行为之中。 北朝以前，中原各朝即对严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和统治秩序 的犯罪作出过严厉制裁的规定， 如战国时商鞅就被诬以“谋反” 的罪名而遭受极刑（车裂）。《北魏律》曾规定：大逆不道腰 的罪名而遭受极刑（车裂）。《北魏律》曾规定： 大逆不道腰 斩，诛其同籍”。 [2] （P.2874 ）《北齐律》整合秦汉以来对各 种严重刑事犯罪的特别规定， 总结历代封建立法经验， 将统治阶 级认为最严重的犯罪集中总结为十种，创立“重罪十条” , 将其 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置于法典的首篇《名例律》 中，作为封建法律重点打击的对象。 这十种犯罪是：反逆（造反）；大逆（毁坏皇帝宗庙、山陵与宫 殿）；叛（叛变）；降（投降）；恶逆（殴打谋杀尊亲属）；不 道（凶残杀人）；不敬（盗用皇室器物及对皇帝不尊重）；不孝 不侍奉父母， 不按礼制服丧） ；不义（杀本府长官与授业老师） 和赎内乱（亲属间的乱伦） 。犯此十条者， 不仅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 而且不得适用“八议” （八种特殊的人可以依法减免处罚） 刑的有关规定。 和赎 从“重罪十条”的内容看， 主要包含三大方面的犯罪： 一类 是严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 个人尊严及威胁统治秩序的犯罪行 为，如反逆、大逆、叛、降、不敬。罪名比例占到重罪十条的一 半。先秦儒家倡导并维护“尊尊”的社会等级分制， 将其作为处 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的制度准则。西汉 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的制度准则。西汉 将“尊董仲舒在对儒家思想的总结改造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