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选择的高等教育费制度的四维聚焦.doc

第 PAGE 页 基于利益选择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四维聚焦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作为高等教育利益重新分配与协调机制，其出台是高等教育领域一个大事件。这一制度带给政府、社会、高校与学生冲击是颠覆性，并在多个层面改变了它们行为与选择。这种冲击烈度与深度使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一直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热点，引来各参与方强烈关切。应该说，政府、社会、高校与学生作为独立利益主体，有其各自利益选择与追求。利益考量不同，其对制度投射关注重点必然存在差异。 　　一、政府关注点：制度生存 　　政府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生存投入强烈关注，在于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对这一制度负有直接、乃至根本责任。正是这种责任驱动着政府关注与作为。制度生存决定制度设计目标达成，而制度能否生存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制度适应力、效力与可能负面效应消解。 　　制度适应力，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制度水土相符”或者说“制度本土化”。建立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基础上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其基本规则可以说是来自美国“舶人品”。就美国制度实践来考察，尽管存在着对制度某种抵制，但美国社会高度成熟市场环境、“用者付费”文化传统以及公众相对较高经济收入保证了制度生存。不过，作为移植制度，其来到中国必然面临着环境适应问题，或者说有制度本土化改造必要。制度“水土相符”要求政府必须思考制度市场生存环境、制度公众经济承受力以及制度社会文化接纳。处理好了这些问题实质上也就强化了制度中国适应力。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未加科学改造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舶人”，因其过高收费与我们实施中配套缺失可能部分不切合中国经济梯度发展、二元分割、贫富悬殊发展现情与70％以上农村人口与大量城市失业者并存人口构成现状。这种不切合导致教育弱势群体被迫放弃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消解了制度适应力。 　　制度效力是制度供给者与执行者追求目标，关乎着制度效能发挥。制度效力受制于制度信度与效度。制度信度要求制度引进不能做切割，这意味着政府不能只选择有利于自身一面而遮蔽不利一面。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必须取信于民。尽管作为“利益分配社会装置”高等教育制度难免引发质疑与批判，但作为公共政策应该得到大多数公众认可与支持。现实中，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信度存在遗憾。这种遗憾，依我们理解集中表现在两个维度：其一，美国现行学费模式是“高收费、高资助”，而我们选择了“高收费”，却实行“低资助”；其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坚持“受益”与“能力”两大原则，而我们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受益原则”，而相对遮蔽了“能力原则”。化解遗憾，政府必须还原制度本真，平衡各方利益，提高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可信度。信度提高意味着制度生命力强化与延续，而其效度保有则要求制度运行与制度设计初衷相吻合。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设计理想在于提升高等教育效率，促进教育公平，收费只是手段，绝非目。在收费实践中，制度系统存在漏洞与缺陷可能导致制度运行发生偏离，甚至违背制度设计初衷，乱收费屡禁不止实质上已经把手段化作了目。这种偏离与违背降低或消解了制度效度。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要达到设计目标，政府应有提升制度效度作为。 　　制度负面效应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因为很难存在完美无缺制度。不过，这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政府应该努力扩展制度正面效应，消弭负面效应。从制度供给者动机来审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应该承认，这一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但“好”从来就是相对，且制度执行过程中扭曲行为也加大了制度引发负面效应机率。制度引发负面效应集中表现为教育利益分配失衡，贫困学生产生了相对被剥夺感，从而消减了制度公平价值追求。丁小浩研究表明：占70％左右农村居民享用了不到35％高等教育资源，且有幸接受高等教育群体，其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明显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李文利对2D04年大学生经济情况问卷调查发现，在重点高校中，来自较高收入群体学生比例占据了明显优势。持平之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作用下教育机会总体有所扩大，但从两人研究来看，出现了教育机会分布阶层失衡与院校失衡，伤害了社会某些群体利益，背离了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追求教育公平重要目。也就是说，现行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追求公平同时，由于制度设计漏洞却衍生了新不公平。降低乃至消解制度负面效应，不仅是高校责任，政府也应有所察并有所为。 　　二、社会关注点：制度效应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公共政策，其影响幅度指涉整个社会，事关社会公平、稳定乃至分层，从而直接或间接关联每个公众利益。利益深度介入使公众并无置身制度之外可能，制度本身自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社会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关注重点放在这一制度施行产生效应：对社会冲击、对公平影响以及制度越轨博弈上。 　　从“免费”走向“收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给社会带来震撼式冲击，波及到政治、经济与文化多个层面。一度定位于“上层建筑”高等教育，曾经以“免费”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