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爨”的书风研究.docxVIP

“二爨”的书风研究 “二爨”两块碑皆出自云南，在南方碑刻里极具代表性，除了具有史学研究价值还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对隶楷两种字体演变、汉地对少数民族书风的影响、魏晋时期南北碑刻风格等的研究都具有极高价值，本文从分析对比两块碑的书法特点出发，探究“二爨”在书法审美上的主要价值及其差异。 一、“二爨”背景简介 “二爨”指的是《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全碑共四百余字，称为“小爨”，《爨龙颜碑》全碑共一千余字，称为“大爨”。“大小爨”碑刻时间相隔53年，属于相近时期。《爨宝子碑》是在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刊刻，于清代乾隆四十三（1778年）在云南省南宁（今曲靖）县城南扬旗田出土，现存于曲靖市第一中学碑亭内，碑文共有十三行，每行有三十字，后列有职官提名十三字，每行四字。书风厚朴、稚拙天成、庄重高古，是东晋时期南方碑版的代表作。《爨宝子碑》面目独特，兼有隶书和楷书的用笔、结构，被认为是从隶书到楷书过渡时期的字体，康有为认为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爨宝子碑》书风虽然独特，但是这样的字体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在南方出土的东晋永和四年（348年）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太宁元年（323年）的《谢鲲墓志》的字体也是介于楷、隶之间的，和《爨宝子碑》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可以推想东晋时期这类隶、楷之间的书体，是当时的标准化碑刻字体，为当时达官贵人的阶级刻碑所用，所书写、刻碑者也必然是当时的善书善刻者。如今《爨宝子碑》享有盛名，以其独特的书风在书法史上引起了重视。 《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是南朝刘宋时期宁州刺史爨龙颜的墓碑。该碑碑额有6行，每行4个字；阳面有24行，每行有45个字；阴面有3列题名，共312个字。 在书法史上《爨龙颜碑》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此碑列为神品第一，并称此碑：“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置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阮元也将《爨龙颜碑》誉为“云南第一古石”。《爨龙颜碑》的楷化程度要高于《爨宝子碑》，更加具有魏碑体势，气象庄严，用笔方圆兼顾，字体结构古拙而巧妙。 魏晋时期政治局面混乱，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苦但在艺术上有着对自由的追寻，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都有突破性的创造。社会的动荡不安也激起了人们精神的解放，使知识分子部分转向了“虚无”“自在”“道法自然”的老庄思想，逐渐形成了探求天地自然虚玄的魏晋玄学。人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在艺术创作中都有体现，“二爨”表现的不加雕饰、朴拙自然之风就是受到魏晋时代的影响。书家不只是对外在的表现有追求，更对整体的内在精神气质有着更高的追求。 二、“二爨”书风异同 （一）字体变迁的异同 《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既都处于云南，而且刊刻时期仅相差53年，书风自然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个碑都是间杂着隶书、楷书字体的，都刊刻于这两种字体的过渡时期。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刘涛将《爨宝子碑》归为方笔隶书，将《爨龙颜碑》归类到了带有隶书遗韵的楷书，这样的划分说明了这两个碑的近视和差异之处。在魏晋隶书向楷书衍变时，两种字体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新旧混杂的现象在碑刻中比较常见。楷书中还存有隶意，隶书中又夹杂着楷法，是这两个碑共有的字体特征，但《爨龙颜碑》刊刻时间更晚，它的楷化比《爨宝子碑》更剧烈，更接近楷书字体，《爨宝子碑》更接近于隶书字体。 （二）用笔上的异同 在用笔上，《爨宝子碑》笔画内毛笔提按幅度不大，线条粗细变化小，看起来比较拙朴。用笔方圆结合，但以方笔居多，尤其是“横画”“竖画”起收笔处都显得比较方，显得硬朗有力，点画的形状多为形态各异的“三角形”状，对于整体富有装饰效果，且有的“捺画”收笔采用隶书“燕尾状”的特征用笔，有的“横画”中段细，起收笔粗，很像隶书中“横画”的典型写法。碑中“横画”部分都平直为主，排布匀称，不像后来楷书的“横画”那样有一定的斜度。但在笔画有转折处，多采用“折笔”，这一点上比较接近楷书。笔画线条也比较直，弯曲的线条较少。《爨龙颜碑》用笔上比《爨宝子碑》要更圆，显得更圆转灵活，而且笔画整体比《爨宝子碑》更细，用笔提按幅度也更强，线条之间的粗细变化更加丰富明确。“点画”也有一些偏“三角形”状，但融合了圆的用笔，不像《爨宝子碑》中三角形的点那样，显得尤其方刚俊朗。同时《爨龙颜碑》的线条更加柔和，微小的弧度揉合进了线条中，横线也不那么平直，有了自然的斜度、弧度，更接近后来的楷书用笔。《爨龙颜碑》在写“捺画”时依然保留了部分有隶意的用笔，但“燕尾状”的用笔明显少于《爨宝子碑》。用笔在提按幅度上更大，笔性更加灵巧。 （三）结体上的异同 在结体上，《爨宝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