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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胜快：危机治理中的国家治理体系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是1949年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①，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成为“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②。相较于以往常规治理状态下的运行经验，治理体系在危机状态下的运作规律尤其值得重视和总结，此次防疫也给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明确了努力方向。 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治理挑战 回顾防疫过程，新冠肺炎疫情在初期以快速传播力以及各种不明确性等特征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威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③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特色，而不是一句抽象的宣传语，这在此次防疫过程中为世人所共睹。中国以承担巨大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代价，强力对“大流动社会”④进行了“暂停”⑤：武汉“封市”，湖北“封省”，十几亿人民居家“一动不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和挑战。 1.唯快不破：大流动社会的疫情扩散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新冠肺炎疫情之所以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危机，也正是因为一个“快”字。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021年2月2日24时，全国共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例，已超过2021年确诊非典型肺炎人数的3倍，仅2月2日当天新增确诊病例就达2829例。⑥从2021年1月23日到当月30日仅仅8天时间，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全部进入一级响应状态。 疫情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扩散与以下四个条件有着直接关系：一是中国进入大流动社会，二是春运的特殊时期，三是武汉的交通枢纽地位，四是疫情初期地方政府反应迟缓。其中，第四个因素最容易引起舆论关注并广受抨击，但其实前三个因素才是导致疫情扩散更为基础性的原因。⑦ “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⑧这句话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典写照，也是全社会的共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努力方向都是“越快越好”，以图实现“赶超战略”，全社会的人、财、物、信息流动都不断加速，时空压缩的特点非常明显。2021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2.53亿的峰值，近年略有下降，稳定在2.4亿以上，即约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⑨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很多普通人一直缺乏对这种大流动社会蕴藏巨大风险的切身感受，更缺乏对大流动社会进行“暂停”操作的治理经验。 2021年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2021年突破60%，且呈城市群都市圈模式发展。⑩人口的高度密集和超强流动使得风险也高度聚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即是明证。不仅中国如此，2021年2月底3月初，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开始出现病毒快速传播的情况，如韩国、日本、意大利、伊朗、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等，无不是高度城市化和人口高流动的国家。当然，韩国和伊朗因高度聚集的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病毒传播，有其特殊性，但高度城市化和人口高流动性依然是疫情快速蔓延的根本原因。 虽然疫情防控以预防为主，不断加强预警能力建设势在必行，但如果从更一般的规律来看，随着资本聚集、产业聚集、人口聚集程度不断提高，风险也一定随之增加，现代社会具有明显的“风险社会”特征，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总是令人防不胜防。在以预防为主的指导思路下，国家治理还需要具备“极限思维”，即危机在暴发初期没有得到及时防控的情况下仍然知晓如何开展危机治理，本次疫情应对就是中国一次典型危机治理过程。 2.暂停时刻：大流动社会的治理挑战 经过30余年的探索与积累，中国已经逐渐积累了一套适应当代大流动社会常态情况的治理经验。笔者根据对东南地区人口流入城市的广泛实证调研，将这种治理经验概括为“超级郡县国家”B11模式，其特点是保持“郡县国家”B12治理传统的中央集权核心原则不变，以党政科层制的横向整合模式应对复杂治理的组织需求，辅之以现代信息科技手段增强治理效能。 在此种治理模式下，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不足18%上升到2021年的60%，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700多万上升到2021年顶峰时的2.53亿。B13这种经过曲折探索后逐渐适应的特点在治安上也有显现，“最说明问题的是进行国际化比较时期通用的凶杀率，它的发展趋势也呈倒U型：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为十万分之一左右;但在1990年至2021年间，它升至十万分之二左右;自2021年起，它一路下滑，跌至2021年的十万分之0.7。与世界上有数据的两百多个政治实体相比，中国目前的凶杀率属最低之列，不要说远低于美国（3.9），也低于大多数欧美其他国家，甚至低于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B14除了治安问题，大流动社会的另一个治理难题就是交通运输问题（例如每年的春运），但随着我国高铁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刷脸”等新技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