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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简数叶说悲盒 打开文本图片集 我开始喜欢赵之谦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作为进大学不久的愣小子，这种喜欢不免带着求新求奇的心态。也可能与生性有关，《兰亭序》读不进，赵孟頫更厌见，而偏爱魏碑的苍涩古拙与王铎的飞扬跋扈，是以在河南大学（老校区）西门外的旧书摊上一本破杂志中见到几行赵之谦行书，便生出如获秘笈之感。只是，兴奋归兴奋，尚不知如何下笔，而况彼时常常临写的，是王孟津的行草。数行赵之谦火花一闪，虽未灭，然亦未燎起。其后，匆匆三两年过，不外乎逮什么写什么，始终不入书法门径。 大四下期，得列宗致远师门下。因我喜欢赵之谦，宗老师便教日，学赵氏行书不可学其大字，习气太过，宜从其手札入手，且须选取其中习气最轻者，方学而能化。后数年，我学行草书基本萦于赵氏一家，然性顽劣，兼以工作养家种种，几无长进，愧对师恩。唯闲暇时，遍搜书册，列数十种与赵之谦有关的书籍时时翻看，越发佩服起这位悲盒先生来。悲盒之悲，人罕其逢也。年少时家破父逝，及壮而逢太平天国兵燹，妻死女天，家产尽毁，赵之谦刻“我欲不伤悲不得已”“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盒”等印，彻骨悲凉之意一览无余。1863年（同治二年），太平军大势已去，赵之谦结束逃难，然而悲盒之悲并未消散，他从浙江北上京城候选，此后十年间屡试皆黜、栖迟京师。无心插柳，挟金石学大兴之东风，这十年却成为赵之谦艺术上的“黄金十年”，诗书画印全面大进。以金石学为根基，赵之谦书法融北碑气息与文人气质于一炉，开前人未曾有之格局，真、草、隶、篆俱成一家。其篆刻，卓然成派。承前——远追秦汉，一洗明清陋习，汇“浙派”“皖派”之长；启后——以实践把“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等理念推到原则性的高度，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大家篆刻无不受其影响。书、篆之外，赵之谦究心于画，色彩明艳而气格高古，徐邦达在《中国绘画史图录》中说：“用鲜艳的色彩来配合放逸的笔法，继承但又超出了陈淳、徐渭以来粗笔花卉的传统。赵之谦、任颐二人先后创立了崭新的面貌，被称之为‘海派’的领导人。”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说：“会稽搠叔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因诗书画印之巨大成就，赵之谦名动京师，深为京朝显宦所赏识，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44岁时迁江西为官，先主修《江西省志》，后历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勤于政务，忧心黎民，在南城任上日夜操劳救灾，病卒于官舍，年仅56岁。悲盒之悲，莫过于此——在艺术高度成熟，将要融会、蜕变之时，却因官场忧劳遽然逝去。后，吴昌硕“一月安东令”，或以此为鉴欤？ 此藏品（见彩页1～4页）系文雅堂藏赵之谦寄何竞山的信札，上部已残缺。按，何竞山，名何澄，浙江绍兴人，精鉴赏，亦工篆刻，与赵之谦、蒲华等人多有交游。聊读残简大意，“老辈凋零，不胜怅惘”，悲盒亦绍兴人氏，此信当是回复有关绍兴同族前辈去世之事，后文有“祭仪八元”之语可为佐证，信封亦有“内信外英洋八元”字样（附注：英洋，即鹰洋，墨西哥所铸银元，上有中美洲传统的鹰叼蛇图案而得名。因鸦片战争前后随英国人大量流入中国，故又名英洋）。“云山万重，仅足想望”，言及身在江西为官，无法亲往吊唁。接下来多句都是述说杂冗之公务，此类言辞颇不陌生。我曾买过厚厚一大本《赵之谦信札墨迹书法选》，书中许多信札内容俱涉及江西任上公务，不外乎“二三十文口角，便须涉讼”，此等小事在赵氏信札中俯拾即是。饱读诗书的文人本有经国济世之想，却不料每日陷入民间琐碎纷争，以至于“须发苍然”，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即便是天才如赵之谦亦是难以面对。更何况其清高傲物，于清末官场泥淖中，每每浩叹“方知做官之术不出卑鄙无耻四字，断非我辈所能”。尽管如此，或迫于生活，或囿于社会环境，赵之谦还是苦苦挣扎，而没有像虚谷、吴昌硕那样弃官从艺，这不仅影响了他书画篆刻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其难以尽享天年，于人于艺，皆可称悲哉。 就赵之谦传世的真、草、篆、隶作品来看，他终生致力的北碑气息一以贯之基本得到实现，虽自成面貌诸体皆佳，然总觉太过使力，未能化之。如图1～图4（楷行隶篆），直承魏碑而来的欹侧扁斜体势表现得太过明显，点画起收转折处的顿挫太着力，方折之意重，圆转之意仅为辅助。当然，这也是悲盒书法得以成为碑派书法代表的原因。只是物极必反，太突出的个性大约都有另一面的缺憾。（限于话题，此文仅讨论赵之谦行书）其行书个性则个性至极矣，如图2，赵氏家法明了，佳则佳矣，然似乎一学便死——技法精熟之下或有俗意泛出，起收顿挫略显扭捏，横向平行（近平行）排叠也失却自然，略乏魏碑萧散之致。或许，这与赵之谦去世过早不无关系。我们应该看到，书法上诸体兼擅，篆刻上承前启后，绘画上流派垂远，三艺精绝，从整个中国艺术史来看也没几人能达到。即使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等这样的大师，在其50余岁时也远不及赵之谦。设若天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