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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就越晚吗 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的调节作用 摘要：基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本文探究了本地户口如何调节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以及该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结婚越晚,女性在这一方面更明显。相比于拥有本地户口的人,教育对婚姻的推迟作用在未获得上海户口的人中更为突出。为呈现户口调节作用的时期变化,本文将改革分成四个时段。研究发现,本地户口的调节效应在改革初期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在没有上海户口的移民中日益显现。与外地移民相比,自2008年上海房价大幅度上涨之后,具有上海户口的高教育程度的男性非但婚姻不会推迟,反而会更早。可见,本地户口在形塑大城市男女的结婚时间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引言作为家庭构成的基础，婚姻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婚姻的建立往往与当下的性别角色期待相关。基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意识形态，在配偶选择上，男性更在意配偶的外貌和年龄，女性则更关注配偶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婚姻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扩张，女性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也显著增加(以往有关教育对婚姻影响的研究大多忽略了两个问题。首先，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下，当年青一代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普遍时，个体之间的教育差异就逐渐变小，教育对婚姻的解释度本身存在不断下降的趋势，那么表面上持续反映出来的可能仅仅是统计上变量值变异小所导致的结果。教育作为传统的婚姻市场上个体经济潜力的测量可能不再适用，新的测量亟待挖掘。其次，教育仍旧可以成为个体经济潜力的象征，只是以往研究反映的主要是教育的平均影响，较少考虑群组之间的差异。由于不同群组的特征不同，教育在不同群体所体现的意义也不同，从而使得教育对婚姻的影响在不同群组也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本地户口作为当下的经济潜力象征的可能性，并试图检验不同户口身份下教育的差异性影响。本地户口之所以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社会（制度）层面看，本地户口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可以享受相应的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福利保障；从经济层面看，拥有本地户口意味着有更多机会进入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职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本文重点探讨在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潜在的经济层面的作用。我们将关注点放在上海，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市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口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据六普数据显示，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有2 401 283人，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有421 782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为10 431人，每55人中就有1人是研究生（基于“上海大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本文采用离散型事件史模型，尝试回答三个问题：在上海，教育是如何影响两性的结婚风险率的？该效应是否因有无上海户口而存在差异？随着住房改革的推进，这种本地户口的调节效应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如何？问题层层递进，目的在于揭示本地户口作为新的经济潜力测量如何对大城市居民，尤其是高教育水平居民的婚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对于女性，我们想看上海户口是否可以减少高教育程度对她们婚姻的推迟作用，从而部分抵消性别分工带来的“抑制效应”（即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晚）；对于男性，我们则关注上海户口是否会与教育形成优势叠加，进而增加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使他们更早更快地进入婚姻。二、理论框架（一）婚姻市场上的择偶在有关婚姻匹配的理论中，传统社会学在解释男女择偶差异时强调性别角色分工的重要性。两性的择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与男性“养家糊口”与女性“贤妻良母”的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相一致（与之相反，奥本海默（迄今为止，有关女性的经济潜力与结婚时间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研究发现，在美国以及欧洲的不少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女性的经济潜力开始成为男性择偶的一个重要考虑（（二）中国城市社会的婚姻择偶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建构了一系列婚姻文化，更加强调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性别界限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1949年以后，尽管受到性别平等意识形态的影响，两性在婚姻择偶上权利资源的不同影响依然存在。有研究显示，作为经济潜力的象征，较高的教育程度会增加男性的结婚概率而减少女性的结婚概率，对超过30岁的女性尤其如此（Y.Qian and Z.假设1：女性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迟；男性教育程度越高，结婚越早。随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的提高，传统的婚姻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女性潜在的经济能力也可能会成为男性择偶时所考虑的标准之一。有关婚姻时间的最新研究发现，在香港这座移民城市，尽管教育对本地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仍有推迟作用，但这种推迟效应正在逐年减少（当经济能力成为当下城市青年择偶的重要考量时，本地户口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