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风险分配立场.docxVIP

——一种风险分配立场 摘要：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算法架构，是涉及法律与道德、正义与情理等法哲学的基本命题。在现有模式中，功利主义与普遍的道德直觉相背离，义务论又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基于调和论立场所形成的风险分配模式，旨在用不确定性算法代替确定性算法，在理论上徘徊于两种极端之间，且具有超越两者的显著优势。具体而言，应当以价值等级序列为支点，以风险分配均等化为核心。诚然，算法设计的本质是在决定如何分配风险，当特定群体所承受的特定风险超越极限时，便需要根据社会主流价值判断调整各因素的权重。或许，这就是算法设计中风险分配的终点与宿命。只有通过不断修正，才能逼近特定时间段内可能存在的“正解”。 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黑格尔一、从“电车难题”和“摩托车困境”谈起最早的“电车难题” (the Trolley Problem),是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于1967年提出的。难题的内容十分简洁：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司机看见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司机可以任凭电车继续前行，这样一来，这五个人一定都会被撞死(这五个人不知何故都无法离开轨道);司机也可以将电车转向，开到一条岔道上，而这样只会撞死另一个人。那么，司机是否应当把电车开到人少的轨道上，撞死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呢?无论是“电车难题”还是“摩托车困境”,其共同点都是当面对人类目前无法解决的伦理问题时，自动驾驶如何处理。二、两种算法设计模式之争(一)功利主义模式作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开创者，边沁认为，功利原理是指：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简单根据“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理所应当地牺牲少数无辜者。根据功利主义模式所得到的结论，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且与大多数人的理性相符，即便可能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直觉相背离。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此设计道德算法仍具有相当的正当性。然而，若两条轨道上的人数相等，又该如何进行抉择呢?或许，当“人”这个概念完全被形式化后，功利主义者很难以“幸福最大化”为基准回应这一问题。其原因在于，功利主义模式对“电车难题”的回应并不是具体的，而是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下，将人抽象化。如果置于特定情境中，人与人的价值必然存在差异。举例来说，若只考虑社会贡献因素进行取舍，那么在此观念指引下，社会最终必然会分裂成两个极端。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功利主义观点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即便功利主义模式存在瑕疵，但它仍具有极强的优越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功利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相较于唯理论所强调的“绝对真理”,少了些许神秘色彩，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贴切，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二)义务论模式义务论(deontology)的代表人物是康德，他反对功利主义道德原则，认为“幸福的规范往往夹杂着一些爱好的杂质，所以，人们不能从称之为幸福的满足的总体中，制订出明确无误的概念来”康德式的尊重(Achtung)针对的是人类广泛存在的、没有差别的理性能力。他将人视为目的本身，而非实现目的的手段，从而将每个人都定义成自由的客体。从义务论的观点出发，在“电车难题”中，五个人的权利与一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如果为了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那么这个被牺牲者便成为挽救五个人性命的工具，而非将其作为目的本身加以尊重。当然，如果换一个视角，或许基于功利主义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具体来说，如果允许通过牺牲一个人的方式来挽救五个人，那么今后每个人都会尽量避免自己成为“那一个人”,故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降低“功利”。然而，依据义务论仍然可以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因为这种功利主义说辞是将潜在的“那一个人”视为他人幸福(目的)的一种纯粹手段(工具)。也就是说，不牺牲“那一个人”,只是为了让其他人不会担心自己成为“那一个人”而已。在“电车难题”中，既然拯救五个人是道德义务，不牺牲一个人也是道德义务，那么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只能选择不作为，即“遵从上帝的旨意”。然而，康德式的义务论在很多情况下缺乏现实可操作性，甚至会陷入“乌托邦”似的幻想。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倘若一条轨道上站着一个人，而另一条轨道上站着1亿人(如果可能的话),如何抉择?难道能依据义务论模式得出“1亿不大于1”的结论?这显然是很荒谬的。此假设中，功利主义将理论与现实割裂开来，将人抽象为观念上的存在加以比较，从而具备了义务论难以反驳的优势。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