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贵州学校教育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探索.docxVIP

清代贵州学校教育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探索 摘要：贵州在明代建省后,学校教育开始在少数民族上层普及,但未能普及到一般的少数民族下层。清代改土归流后,在加强武力统治的同时,积极发展文教事业,先后在苗、布依、水、侗等民族地区建立了书院、社学、义学,为贵州少数民族带来了学校教育。清代贵州学校教育为少数民族培养了地方精英,为地方少数民族参与国家建设和普及汉文化提供了平台,也为其后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古以来,贵州在人们印象中属于“蛮荒”之地,元代以前虽有零星学校教育记载,但并未形成规模。明朝时期,贵州先后建有宣慰司学、府学、州学、卫学、书院等不同形式的学校,然而招生对象主要是屯军和土司子弟,文献载: “黄平等州县乃属新造之邦,土著鲜知礼义,不知新民子弟,目前准其收考,文理平通者,止许入学,不许观场,待三十年方许入试。”本文试以文献为叙述角度,论述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发展、形成、普及过程及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主要类型,并简要分析贵州少数民族学校教育取得的成效和不足。一、清代贵州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 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形成《钦定学政全书》顺治十五年题准: “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合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以司训导,岁给饩银八两,膏火银二十四两。 地方官动正项支给。”( 二) 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雍正上台后继续执行康熙的文教政策,对边疆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较为重视。雍正三年( 1725年) ,礼部题复: “黔苗人子弟情愿读书者,准其入义学,一体训诲,每遇岁、科两试,于该学定额外,取进一名,以示鼓励。”( 三) 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普及乾隆中期以后逐步减少贵州的学校数量,但到嘉庆、道光年间学校建设又有所回升。虽然苗疆“设学之初,额多人少”,二、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类型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学校教育主要有书院、义学和社学三种,《兴义府志》载: “义学与书院本表里。有义学以端蒙养,有书院以教成材。社学,更所以辅义学者。”( 一) 书院教育明代贵州各种书院主要是为屯军与土司上层的子弟服务,至清代雍正年间贵州全境 “改土归流”后,朝廷在贵州各府、州、县、厅等开设了书院,这些书院对当地少数民族学校教育起到带动和促进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到光绪间,在贵阳府、安顺府、都匀府、镇远府、兴义府、黎平府等府驻地以及州、县驻地设立了东皋书院、广阳书院、东麓书院、岱山书院、爱莲书院、梅花书院、九峰书院、珉球书院、龙标书院、上清泉书院、秦山书院、榕城书院、龙冈书院、鸡窗书院、三台书院、荔泉书院、台阳书院、拱辰书院、莲花书院、龙渊书院、蔚文书院等。这些书院大部分分布在贵州侗、苗、布依、水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书院主要传播儒家文化,培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精英,同时也客观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的汉文化发展。( 二) 社学教育《新元史·食货志》载: “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年高晓事者,立为社长,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社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 三) 义学教育清代,康熙、雍正先后对贵州西部和东南部进行“改土归流”后,朝廷直接管辖的民族地区较明代更为宽广,客观上要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学校教育以维护其集权统治。顺治九年题准在贵州基层每乡设立社学一所,然而到康熙间社学已有多人冒名顶替,清廷不得不改变政策,于康熙四十五年( 1706 年) 在贵州各地设立义学,并在每个义学所在地颁发康熙拟定的“文教遐宣”匾额,以敦教化。雍正执政后基本遵照康熙义学教育政策执行,雍正三年( 1725 年) 朝廷议准: “黔省苗人皆秀良子弟,今各州府县设立义学。嗣后苗人子弟情愿读书者,许各赴该管府、州、县报名,送入义学,令教官严加督察。”三、清代贵州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成效( 一) 为少数民族汉语言文化水平的提升搭建了平台明清以前,贵州汉语言文化并不发达,明代建省后外来移民增多,汉文化日益成为官府与民间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雍正“开辟”苗疆后,在各地广泛设置义学馆,少数民族在耕作之余也开始以诵读诗书为时尚,有些苗人子弟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交通便利的黄平、清平( 今凯里一带) 、贵阳、贵定等地苗族读书者应试增多,“见者多不识为苗”。而深处“苗疆”腹地的台拱厅( 今台江) “黑苗”也“多有读书明理义者”。( 二) 为贵州少数民族进入仕途提供了机会清代中后期,布依族入学人口增加,举人、贡生、秀才等不断出现,如都匀府( 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属荔波县己卯科举人何金龄考中后分至山东任职,到过文台、蒲州、德州、东阿等县,政绩颇好。兴义府属( 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贞丰州布依族子弟王绩康于道光二十五年中贵州乡试举人第八名,分任四川庆符县知事。明清两代,黎平府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