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历史冲动：有感于三年的三种情境.docxVIP

? ? ? ? ? 纪录片的历史冲动 有感于三年的三种情境 ? ? ? ? ? ? ? ? ? ? ? ? ? ? ? ? ? ? 一 策划会引发的思考 2012年4月29日，北京香山脚下，一次跨越20年的策划会。 这是一次策划会，纪录片人将目光再次对准了长城。重写历史，永远是一种时代的冲动。凤凰传媒集团与央视联合，试图重拍长城。摄制组首先邀请到的是《望长城》的总导演刘效礼和魏斌。20年前，《望长城》开辟了一个时代。 在会上，我试图提示的是，我们又回到了当年策划《望长城》时历史冲动的原点。尽管时代、社会、技术、观念已经过去了20年，发展了20年，但我们仍然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选择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拍摄长城、阐释长城、表现长城。 20年前，五位军旅作家应邀为《望长城》撰写脚本，他们是陶泰忠、钱钢、李延国、周涛、刘亚洲。他们的脚本后来取名为《东方老墙》，这是一个具有浓郁时代特色的名字，甚至观念也是那个时代的。正如批评家潘凯雄所言：“这绝不是一场轻松的倾诉，它裹挟着血与泪、苦与涩，当然也渗透着赤诚与信心。他们只是借助‘东方老墙’这一巨大的民族象征来参与社会、参与生活，并直陈自己对社会、对历史、对自然、对人生的种种思考。” “如果没有俄罗斯的19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加缪在1958年一封向帕斯捷尔纳克致敬的信中如此说。[1]借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讲，中国的20世纪80年代是改变我们灵魂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个时代，不可能有《望长城》，那种压抑的爆发的激情，那种诗意的悠长纪实，至今令人震撼，那是一种朴实的史诗表达。“一次一次地走近你，不知道我在你身边”，在那个时代，改变我们灵魂的时代，长城只能成为载体，《望长城》片中重点表现的是长城两边的人，他们成为纪录片中的主角。这是主创者至今津津乐道的成功选择。其实这是时代的选择。时代赋予创作者以超越长城的目光，去关注现实中被遗忘了很久的人。 那时候，怀旧不仅仅是一种反思，还有批判。 詹姆逊把“怀旧”看成一种后现代社会的消费美学，在他看来，怀旧作品虽然指涉过去，但怀旧并不能真正回到历史情境中，即不能真正再现或者重构某一段历史。怀旧只不过是将过去的一些东西，按照创造者的某种情绪或者商业逻辑进行重新拼贴。“怀旧影片绝不是对历史内容的某种旧式‘表现’，而是通过风格的内涵探讨‘过去’，以虚饰的形象特征传达‘过去性’，以时尚的特征传达‘30年代的性质’或‘50年代的性质’。”[2] 20年后，几乎所有作家已经不再有这种反思的冲动，时代解构了作家的宏大叙事的理想，当刘亚洲荣升为中将，并成为中国少壮派军人代表人物后，时代的变迁其实清晰可辨。 长城，还在那里。它引导我们重新叙述。 “《东方老墙》中写到的拍不到，拍到的又没有写，可时间已经不等人了。”刘效礼至今还记得当年的难题。 那么今天的难题是什么？所有写到的都能表现，这是时代的进步和技术的进步。我们不必剑走偏锋，面对历史，当年的《望长城》虚晃一枪，以纪实的手法，完成了一场革命。今天的革命方向在哪里？或者说，今天，长城的“突破口”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我提到了一封信和一部片子。前者是种种陷阱的自觉，后者是革命方向的自觉。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一种思考，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 二 来自历史学家的批评 2011年5月，北京，一封历史学家的来信。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执笔一部5集纪录片《少年中国》，请的历史顾问是我尊重的现代史学者杨奎松先生。杨先生阅读了我的电视脚本后，写来了一封很长的信，我就其中批评性的文字摘录如下： 本稿现在写作上最大的问题是把一个应该有内在强有力逻辑过程的故事，写成了相互间看不出必然逻辑联系的大量历史碎片。稿中提到的人物太多，人物和人物之间许多看不出相互的关联，甚至看不出故事中前后的关联。本来在历史当中集合在一起的人物，在稿中也往往被零碎和孤立起来，群体的结合与分化均无从展现和解读。而大量人物的提及闪现，又无法一一具体介绍说明他们的背景、经历，及后来的去向，以至不熟知中共历史或近代历史的读者或观众完全不知所云。 本稿因为没有清晰的逻辑推演的线索、层次安排，导致现在各集众多历史情节明显地存在着时间交错和混乱的情况，除了第一集和最后一集外，二、三、四集相互之间完全没有准确的时间界定和内在的时间顺序联系，更看不出相互间前因后果、层层递进的内在逻辑关系。 本稿现在所讲的故事，几乎全部都是碎片化的，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特别是许多故事或者说是历史事件，只是简单地抄来或摘来，全然不做解释性工作，不提其来龙去脉，不介绍张三李四，这就更加使碎片的历史变得难以理解。 本稿注重故事的戏剧性和生动的情节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绝大多数故事的情节、人物的言论，与本片的中心思想和主题挂不上钩，游离在本片的思想性之外。 杨先生的长信越发让我对一个严肃而认真的历史学家充满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