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吏治与现代转型：社会重构与社会秩序变迁.docxVIP

? ? ? ? ? 基层吏治与现代转型 社会重构与社会秩序变迁 ? ? ? ? ? ? ? ? ? ? ? ? ? ? ? ? ? ? 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和思考，始于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构和现代化。但进行深入的历史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清末民初关于基层政权建设（如乡镇机构的设置）和社会改造，包括所谓“地方自治”的论争及其实践，其实针对的仍然是一个老问题，即从帝制一直延续过来的基层吏治（针对胥吏群体）擅权和腐败问题。并且，以“地方自治”为名发生的各种改制主张和实践，最终无不以加强中央集权体制为目的，亦即有关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和地方自治的设想并不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更不是革命，它的目标指向是“一个更具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为此诉求的是一个现代集权体制下吏治清明的基层社会秩序。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对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秩序的如此“现代性”思考和改制设计包含多少以建构乡村公共性社会关系为基本任务的公共政权建设含义。 一 基层吏治整饬 如前所述，对于传统帝制的基层吏治顽疾——胥吏擅权问题，唐宋以来的士人也曾经反思讨论解决之道，但终不能有所改进。这部分原因受制于论者的历史局限性，比如，南宋叶适认为，胥吏擅权以致吏弊丛生，是由于在科举制下官员对行政法规多有隔膜，对法规条例的熟悉却又正是胥吏的特长。官吏之间知识结构的差别以及官员行政能力的不足，是胥吏能够僭越官员权力的重要原因，再加之胥吏对当地风土人情的熟悉以及在当地人脉的深厚，这又放大了官吏之间知识结构和行政能力的差距。解决之道是以士人为吏，即“使新进士及任子之应仕者更迭为之”。[2]此后直至清代，对胥吏问题的思考，基本上不出叶适所论问题之外，观点也多有近似之处。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的对策与叶适等略有不同，叶适等以士人为吏的关注点在于“吏”，而顾炎武则把重点置于“官”，他认为解决吏弊的方法是让地方官皆由本地人来担任，而且不设任期，终身为之，如此“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简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余，吏无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3]文献所见清人对胥吏的专论更多，内容仍然集中于对吏弊原因的分析及其解决策略上。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上述所有的讨论几乎都是针对官僚体制的吏治整饬上，并没有站在基层社会的立场上，将思路转向基层社会秩序合法性基础的重构上。 至于清末，对基层吏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不同于以往，主要是因为外来观念和势力的进入，有了一个外部参照体系，即西方宪政体制及附着其体制上的观念。仿效西方宪政民主的“地方自治”，引发了关于国家体制及扩大统治基础（如政治参与）的讨论并印证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实践进程上。梁启超认为集权体制的尾大不掉问题，出在地方官任用制，“以数千里外渺不相属之人，而代人理其饮食讼狱之事，虽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几何矣”。这是从集权体制看问题，与地方自治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他提出要“复古意，秉西法，重乡权”，[4]以及设立地方议会，以地方之人治其他之事，实行“地方自治政体”的地方政制改革之议，与顾炎武的应对胥吏弊病之策比较，也并无新见，所不同者似援“西法”为参照，但他最终将自治的原义——自我治理（Self-rule）、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转变为自我限制（Self-mastery）、自我克制（Self-control），亦即将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自治，本土化地解读为伦理上的个人自治（自制）。[5]虽然对“地方自治”的界定含有限制皇权的变法意味，与“封建”（对抗集权）之意有相似之处（之前唐宋以来已多有讨论），但这个“自治”含义与外来观念的“自治”一词，本质上不同，即不是现代国家建构意义上的自治含义。以西方关于“地方自治”的肤浅认知不能解决中国积千年难解的胥吏擅权基层问题，比如，有学者指出从清末民初“尽管税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改革，但在最下层却无实质性变化，那些税收人仍然逍遥于国家控制之外”。[6]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重新回到加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旧路径上。 所以，清末民初以来的“地方自治”之议，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官—民关系范畴，依然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体制的基层统治秩序为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近代以来所倡导的地方自治并不是西方含义上的地方自治。比如，梁启超从鼓吹地方自治到重回中央集权和国家主义，只不过彼时想通过地方自治参与政权，走由下而上掌权的道路，此时则想走由上而下的掌权道路而已。这与传统儒家的王道含义相通，也就是说，自治是在限制皇权意义上的表达，如孔飞力所言：“对梁启超而言，宪法与立宪的力量既不在于它具体的代表选举的机制，也不在于它分权限权的条款，而在于它的精神鼓舞作用。而分权的思想，只是在它能够进一步促进最终的权力集中和权力强化的范围内，才显示出意义”。[7]概言之，清末关于“自治”的看法和实践没有与外来观念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