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建构含义.docxVIP

? ? ? ? ? 基层社会秩序的现代建构含义 ? ? ? ? ? ? ? ? ? ? ? ? ? ? ? ? ? ? 以“现代性”而论，从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社会秩序的演化和变革始于清末，至于当今，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那么，从基层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首先要辩明的问题：传统社会秩序规则变化的本质是什么？是新的基层社会公共性关系的现代建构形式，抑或是旧的社会关系结构的传统再造形式？这是思考和讨论当今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建构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 一 社会秩序变革的历史演进 20世纪中叶前，自觉地运用西方的“社会自治”概念来诠释新的社会改造运动，以致传统的民间组织和民间活动被赋予有益于现代国家富强的新的意义。比如，在政府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有关商会、农会、公司以及地方自治的法律和条例的推动下，各种被组织起来的“新式”社会自治组织遍布于基层社会。[1]但是，基层社会这些变化所内含的现代秩序建构意义非常有限，旧制度以及旧观念的影响制约了新的社会组织质变过程，“改造未来的社会”的宏大设想[2]远不能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或者现代国家—社会关系的单一模式。正如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建立的初衷，并不是与专制国家权力对抗，而毋宁是调谐民间与官方的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尝试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急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以与列强相抗衡的清政府（官方）甚至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20世纪初年大量新式民间社团的涌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公共领域的扩张、市民社会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正是官方推动的结果。”[3]也就是说，改造传统的“民间”社会秩序，建设新社会秩序的努力，没有达到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基层社会秩序架构的目的。 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政治变革及其伴随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使国家在基层社会实现了有史以来的彻底改革——社会结构的重组。在城市，实行单位制与街居制，在乡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整个社会被纳入国家权力支配体系当中。“社会成员不仅有了所属的‘组织’，能够工作并得到报酬，更重要的是，他们和公共制度的结构性关系建立：个体在新的公共体制中获得位置，成为其中的成员。这等于个体获得相应的公共资格，社会成员和国家正式制度之间的联系也就此发生”。[4]比如，国家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重新建构了当代中国村庄，所以，这一时期的村庄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社区或单位而存在，主要靠的不是传统社会中村庄共同体意义上的“集体表象”，而是村庄即当时的生产队所具有的由国家力量所建构的一种新型权力，这种新型权力由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工分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所维系，这种制度型权力重塑了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结方式，并且对村民具有强有力的支配能力。[5]通过政治整合实现社会整合的重建，国家权力实行了对全社会包括城乡社区的全覆盖。可以说，社会结构重组的结果是城乡社区成为国家政权统治的一个基础单位，附属于国家权威管制体系的现代再造过程当中。 改革开放以后，基层社会秩序再次进入一个围绕（党政）权威重建秩序的过程。与之前的基层社会组织形态的区别却是结构性的。第一，国家改变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从政社合一体制到政社分离体制，体制性权力从村社收缩至乡镇一级，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二，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改变，即实行村民自治组织形式。村民自治是与集体土地产权相连的成员身份共同体，其自治更多的是体现在经济意义上。第三，国家权力的退出和村组制度性权力的弱化。虽然农村的传统势力有所抬头，[6]但从全国看，这种情况还不至于对基层社会秩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与传统社会不同，现在的基层社会是一个国家直接面对个体民众的官—民（干群）结构关系。基层社会组织形式重构的秩序特征，一方面，在国家正式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引入了基层社会规则或地方性知识，展现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7]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将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控制和影响基层社会秩序的新的组织形式，是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重新“行政化”即官治化，后者成为乡镇基层政权对基层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组织形式。概言之，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改变了过去的控制和动员方式，从由国家力量构建起来的基层社会秩序结构转变为以国家的规范性权力为主与以乡村社会的（村民自治）非规范性权力以及基层社会规范为辅的秩序形态和组织形式。 二 基层社会权威秩序体系 当今基层社会秩序运行由党政系统、派生系统和职役系统构成。第一，党政系统。由两个权力系统即党的组织系统和国家的行政系统构成，前者代表政治权力，后者代表行政权力。党政统合体系的治理意义在于：执政党通过政党组织系统将其政治意图贯彻于各级行政治理体系当中，将党的实质性领导这一原则嵌入政府治理模式之中。党政统合体系之精髓所在：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政治控制成为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