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限下放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调整.docxVIP

? ? ? ? ? 以权限下放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调整（1958～1960） ? ? ? ? ? ? ? ? ? ? ? ? ? ? ? ? ? ? 为了调动企业生产建设的积极性，解决“一五”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发展的束缚，之后，中央开始了以权限下放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调整，积极探索企业利润留成制度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国有企业也随之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国有资产运营效率有所提高。然而，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许多改革措施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央过急、过度地下放了国有资产管理权限，同时又缺乏有效的控制办法，经济生活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地方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跟不上、中央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迫使中央再次上收经济管理权，重新恢复集中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一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确立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 1956年，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完成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并且进展顺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鼓舞了全国人民，再一次激发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并开展“大跃进”运动。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 1955年，毛泽东曾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提出大胆的构想，他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1]他把这些想法概括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便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最早论述。同年末，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1956年初全国掀起了一股建设社会主义热潮，但是由于思想上急于求成，经济建设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在同年制定与贯彻《农业发展纲要》过程中这种冒进倾向尤为突出，农业计划产量指标不切实际地盲目提高，试图在短时间内完成农业生产的飞跃。之后，这种急躁冒进倾向也蔓延到工业生产上。 周恩来总理及时发现并批评了这种片面追求“多”、“快”，而忽视“好”、“省”的冒进倾向。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指出：“任何人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对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不能片面理解，不能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2]在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中周恩来总理对当前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作了批评，提出了“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3]中共八大继续坚持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主席讲到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论述了与经济有关的五个问题。这次讲话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使得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加强了综合平衡，缩小了建设规模，适当调整了建设速度，使国民经济在质和量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说明“八大”所制定的指导思想与路线方针的正确性。 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好，在可喜成绩的面前党内再次滋生出“左”倾的苗头。1957年7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对“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进行批评。他批评纠正急躁冒进是“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他认为，要全面理解多、快、好、省，反冒进，是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还是应当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使党内的“左”倾思想迅速蔓延起来，通过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对“反对冒进”的正确观点进行批判，并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猛烈批判“右倾保守”，形成了一股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大社会舆论。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再一次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批评。他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个政治问题。还说，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了。这样，党内“左”倾的思想情绪迅速扩展起来。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会上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并不断升级，把“反冒进”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