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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 ? ? ? ? ? ? ? ? ? ? ? ? ? ? ? ? ? 自近代至今，中国思想界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即中国究竟该接纳西方的自由观念，还是继承中国的自由观念。这种选择“西方”还是“中国”的思考似乎表明，只要处理好中西之别，就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自由问题。殊不知，争论双方错将现代等同于西方，传统等同于中国，进而以中西之别掩盖了古今之变。于是，我们看到一方以发展中国现代化为名，企图与传统决裂，依靠移植西方自由来发展中国的现代自由；另一方则以拒绝西方为名，拒绝中国发展现代自由，主张复活前现代的价值。 事实上，中西之别与古今之变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中西之别属于民族性的问题，古今之变则属于时代性的问题。如若将二者混为一谈，又如何恰当地理解中国的自由观念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做一番澄清。 一 理解中国自由观念的基本维度：时代性和民族性 诚然，自由作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是超越时代与民族的。但这种超越并不是空洞、抽象的超越，而总是真实地呈现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是因为任何自由总是属于某个具体民族和某个具体时代，而绝不会是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之外的自由。所以，我们对自由的言说也无法摆脱身处其中的民族和时代。也正因为这样，各民族对自由的理解与领悟不尽相同，于是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自由观念；同时，各时代对自由的理解也总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形成了前现代与现代不同的自由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非超越性的，因此，自由观念也都有其民族性和时代性。 当然，自由的非超越性并不妨碍其超越性。因为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自由观念虽各不相同，但都试图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问题进行解答。同时，自由的超越性也只有通过民族性与时代性才能被“召唤”出来，才能在各民族、各时代的生活中以不同的形态“现身”。据此而言，时代性与民族性恰恰是我们解读一切自由观念的两个基本维度。 自然地，理解中国的自由观念也离不开这两个维度。要知道，“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兼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概念。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性概念（当然不是人种学意义或地域意义上的民族性，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性），代表着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特有的对自由问题的观念形态和言说方式。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变迁的时代性概念，呈现为从前现代的王权时代、皇权时代，到现代的民权时代的历史变迁，故中国不同时期的自由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质。 在此，笔者首先要从民族性和时代性两个维度对中国的自由观念的特质进行一番澄清，进而探究其民族性与时代性是如何可能的，以期找到恰当理解中国的自由观念的思想途径。 二 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 鲍桑葵曾说，哲学“如果失掉了它的民族性格就会失掉它的某些本质”[1]，具体到自由观念也是如此。我们说中国的自由观念之所以是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自由问题具有与西方不同的发问方式、论说系统和解决思路、言说方式。在此，为了更凸显中国自由观念的民族性，笔者将对照西方自由观念的民族性来论述。[2] 虽然我们不能对中西思想传统中的自由观念笼统地一概而论，但无法否认的是，中西自由观念确实呈现出各自一以贯之的民族特质。总体来说，西方具有鲜明的理性自由特质，而中国一直体现出德性自由的特质。 众所周知，西方在古希腊哲学时期就体现出以求真向善为自由的思想，柏拉图就是这一思想的奠定者。他以“善”为最高理念，并认为“善”必须通过洞见真理方能获得。据此，他对自由下了这样的定义：“人之本性追求善，只有当人能够追求并终于达到善时，人才是自由的。”[3]照此说法，自由显然是存在于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中。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努力以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接近真理，让这种以求真为自由的观念进一步凸显出来。从此也确立了西方自由观念的理性主义基调。 近代以来，西方的理性自由得到了最为充分体现。笛卡尔就将“自由观念重新被建立在理性主体的认知功能和求善本性之上，柏拉图主义的求善原则和自主性自由观得到长足的发展”[4]。康德虽然提出了不同于纯粹理性的实践理性（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作为普遍立法意志的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5]归根到底还是一个理性公设，所以他才说：“善良意志只有为有理性的东西所独具。”[6]而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的辩证展开，将理性自由推至巅峰。当然，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唯意志主义可说是理性自由的一个反动，但应当看到，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是寄托在理性主义身上的，是理性主义自身的一个环节，虽然是最高的环节，但它实现的仍然是理性预定的目的，即把握绝对的真理”[7]。即便在神学盛行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上帝的论证和言说也依然是以抽象概念和确定性逻辑推导展开的，同样保存着理性自由的基因，最典型的就是托马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