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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VC流派的前浪、后浪和破浪 1983年，国家科委派了两位年轻的干部去斯坦福大学交流，一位叫张晓彬，另一位叫陈伟力。 这两位年轻干部的背景都不寻常，前者是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后者的父亲位列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美国，张晓彬研究风险投资，而陈伟力攻读经济学，1984年回国后，张晓彬等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提议建立风险投资机构，这份报告很快获得中央的批示。 一年后，一家叫做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的公司在北京西城区虎坊桥13号成立，国家科委出资2700万元，张晓彬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创的高管们大都背景深厚，因此从成立开始就获得了政策的格外照顾，每年能从人民银行和火炬计划里拿到10亿元以上的贷款。 80年代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顶级企业创立的高峰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中创被寄予厚望。到了1989年底，公司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18亿元。表面上看顺风顺水，但当时中创面临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端大都是银行贷款，投资端没有退出渠道，只能靠分红来回本。 为了解决退出问题，张晓彬跟当时担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姓好友一起，在1988年9月8日发起了一场会议，讨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第二年，以这次会议参与者为班底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就成立了，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联办”。 联办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跟筹划者的背景密不可分，比如张晓彬们去中央汇报时，领导就笑着打招呼[1]：“是你们几个啊！” 但这种背景对识别潜力企业的帮助不大。要知道在连股市都没有的年代，做投资是一种特权，中创的执掌者们虽然在美国见了不少世面，但并没有受过专业严格的商业训练，也没在动辄清零的投资江湖摸爬滚打过，属于是标准的“摸着石头下海”，所以当时闹了不少笑话。 当年四通需要融资，中创团队进驻调研，索要各种数据和资料，输入计算机咔咔咔做了一通分析，最后却给出了个“如果有风险，与他们无关；如果有利益，他们得大头”的方案。四通当时的老大当面讽刺道[2]：“这哪里是什么风险投资公司，你们应该叫保险公司吧？” 其实擅长“整合资源”和“政策套利”的群体，更容易在PE阶段和投资银行领域实现“货币化”。据说当年外资投行老员工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对着各大外资投行中国区老大的名单如数家珍，高深莫测地告诉新员工：这是谁家的公子、这是谁家的女婿、这是谁家的儿媳…… 从90年代开始，中创就发挥比较优势，在海南和上海炒楼炒股，大搞资本运作。到92年底，中创营运资金达40亿元，下设10个金融部门，11家证券交易营业部，9个办事处，下辖81家工商企业。此时的中创，俨然是个什么赚钱就搞什么的金控集团，而非一家专业风投机构。 事实证明这家风险投资公司既不懂风险，也很难说懂投资。1993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创一个烂尾项目的损失就高达10亿元。到了1998年中央下决心搞金融大整顿，中创因违规炒房炒股，资不抵债轰然倒塌。复盘这家公司的Portfolio（投资组合），一家明星公司也没有。 VC投资通常都集中在企业成长的早期和中期，对企业的赛道、产品、技术、团队等进行押注，赚的是智商、胆识和前瞻力的钱。“政策套利”和“关系寻租”这种在其他行业可以发财的方法，在VC阶段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直到PE或者pre-IPO阶段，它们才能有机会刷些存在感。 中创没给业界留下什么遗产，但为这个行业写下了一条铁律：风险投资，必定是一个平民子弟英雄主义的大型实践场。 01. 大江静犹浪 最能够表征一家VC公司的元素永远只有两个，一个是创始人，一个是方法论。 创始人很关键。传统金融业如银行、券商、信托等，核心能力是牌照和渠道；二级市场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在规模做大之后也都需要依靠体系和建制，从单兵作战转向集体冲锋；但在风险投资领域，公司和创始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VC必然跟个人英雄主义息息相关。 比如，提起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不谈Don Valentine显然等同于僭越；提起软银，话题总是围绕孙正义10米以内；提起KPCB，显然离不开John Doerr的传奇；而提起DST Global，不聊Yuri Milner当年投脸书时“2亿美金换2%”的典故那简直都不算圈内人。 老牌VC公司Accel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陷入困境，被好几家常春藤大学的捐赠基金抛弃，创始人Jim Breyer四处求人才勉强募到了第10期基金。然后他顶住压力给了刚成立不久的脸书1亿美金估值，投出1270万美元最后赚回100亿美元，一举把Accel重新带回了一线VC的行列。 所以“首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风投机构”这个称号之所以能够花落IDG，也离不开一个强人的推动：熊晓鸽。 熊晓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湘潭钢铁厂当电钳工，他改变自己命运的方式只有一个：求学。他1977年考入湖南大学，1984年考入社科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