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饭店东楼降低了二层.docVIP

北京饭店东楼降低了二层 在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由四组建筑组成，法国人盖的 老楼，新中国盖的苏楼，香港霍英东盖的贵宾楼； 1975 年 建成的最高建筑，位于王府井南口，俗称东楼。北京饭店自 建国以来一直是国事、外事的重要活动场所。饭店所有的建 筑都是 1954 年以前的，在规模上还不如京西宾馆，我觉得 实在有改造的必要。 1972 年 5 月份，周总理到饭店来理发，我抓住机会，向他 提出了拆掉北京饭店的老楼和它东边北洋时代的铁道部旧 楼，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建议。 我汇报说： “饭店利用铁道部楼 房改为对外餐厅一事北京市委定不下来。万里同志说与其花 一百多万改造旧的，不如多花点钱盖个新的。建造北京饭店 西楼才花了三百多万元。”我接着试探着说：“万里同志说的 也有道理，现在外国人越来越多了，不如把这幢楼和北京饭 店老楼拆了盖幢新楼。”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你找些内行人 研究研究，我支持一下就是了。” 我喜出望外，立刻把总理同我的谈话，以简报形式向市委作 了反映。市领导作为一件大事马上行动起来。分管城建工作 的万里同志找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迅即召集规划局、建筑设 计院研究，组织了包括张博、戴念慈在内的一批著名设计专 家进行设计工作。万里同志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建设部部长， 1958 年指挥了工程浩大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天安 门广场的建造工程。他在建筑界有很高威望，有丰富的组织 建设经验，由他挂帅领导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再好不过了。 大楼开始的设计是按照北京市过去的整体规划进行的，即天 安门以东的建筑不能太高，高的建筑应放在东单路口以东。 因此，最初的设计先定为 9 层，后改为 13 层。建筑家们提 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案，效果图画了二十几个。后来李先念副 总理觉得设计矮了。 他说：“三环路以内的空地不多了， 北京 市今后房屋的建设，要向空中发展。”根据他这个指示精神， 又重新进行设计。新的设计是地下 3 层，地上 19 层。并按 百分之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大楼的模型，放在饭店里，供中央 领导同志观看、提意见。记得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回到北京不 久，也在饭店看了这个模型。 设计定型后，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向中央写出建造北京 饭店新大楼的报告。对这个报告，周总理看的很仔细。他用 的是点阅法，每个标点他都重新点一下，对报告中提出的问 题，不时拉出箭头，一一做出明确指示，最后写上拟同意， 并点名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其他中央领导也都一一画 了圈。 11 月，批复件回到了北京市。 新大楼的工程， 也就随之展开 了。 接受施工任务的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实行立体交叉作业，采 用昼夜三班倒的施工方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大楼盖起 来。到 1973 年 11 月，已盖出地面 16 层，来年春季完工已 成定局。 正是这个时候，一个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发生了。说北京饭 店盖得太高了， 看到中南海游泳池了， 毛主席住地不安全了。 在那年头，事事都往路线上拉，这涉及伟大领袖的事，非同 小可啊！ 周总理是个一切从大局着想的人，为了不使楼层高低问题生 出事情来，抱病亲自来工地视察。在一个寒风嗖嗖的上午， 他登上施工的最高层，拿着望远镜向中南海方向眺望。北京 饭店距中南海有两公里多路，那天雾气又大，什么也看不清 楚。他又带着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顶上向西华门楼台上察 看。然后他果断下了决心，立即找张博等设计人员去人民大 会堂，研究降低高度的问题。研究决定减去两层并改变顶层 的设计。大楼顶层原设计是中型宴会厅和大接待厅。高敞明 亮，外形壮观，装修华丽，把它改成内部用房，比原来矮多 了。设计人员提出构件都已经造出，不用可惜了。总理说： “造成的浪费由我负责”。与此同时，在故宫西华门北侧，盖 了一排长楼，挡住从大楼投向游泳池的视线。不知内情的人 看来，在那个位置上出现这排长楼，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大楼于 1974 年夏季盖好了。在开业前的一个月，这座楼里 热闹非凡。一拨一拨的参观者从这里进进出出，国家领导人 董必武、邓小平、叶剑英、 聂荣臻、李先念都先后来到这里。 只是为它操心费力的周总理却没有能来，因为那时他的病情 已经加重了。直到 1975 年 5 月他才有机会出现在饭店的东 大楼。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 17 楼阳台上眺望北京市容良久。 上文摘自《炎黄春秋》 2002 年第 1 期，作者宋新民。宋新 民先生在文革期间曾任北京饭店党委书记，他接着写道： 1966 年 8 月 25 日深夜， 北京军区政治部吴岱主任叫我马上 到他家里去。 军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阎广发也来了。 吴主任说， 杨勇司令员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北京军区马上派 一名党委书记、一名经理到北京饭店工作。吴指定我去当党 委书记（当时我是军区师以上干部政治理论集训班主任） ， 指定阎广发担任经理。 第二天到了北京饭店才弄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