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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物毁损执行之应对机制 物之执行，根据强制执行对象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可分为种类物的执行和特定物的执行。种类物的执行，执行机关可以将执行依据确定的具有共同特征或品质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标的物，通过债权人当面交付、执行机关转交、执行机关径行取交等方式完成强制执行。特定物的执行，债权人必然要求交付原物。然而，特定物发生毁损、灭失时，该如何执行呢？种类物发生毁损、灭失时，执行机构尚可通过责令债务人限期采买同等质量标的物，或者预付一定采买费用的方式来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是特定物毁损、灭失时，却无法通过上述方式来捍卫债权人权益，那么此时该当如何执行？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应对机制上又存有哪些问题？理论上又有何困境？哪些对策可以纳入考虑范围？整体解决方案是什么？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时，需要认真对待和梳理。一、现行应对机制面临的问题有别于种类物的执行，特定物的执行仅可对该特定化的标的物采取执行措施。种类物发生毁损，尚可通过他物替代执行、重新采买或者预付采买费用完成执行。特定物发生毁损时，无论是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还是司法实践层面，都必须针对其不同于种类物毁损执行的特点，采取更为严格限定的应对机制。（一）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以下简称《执行规定》）便开始着力解决，原物确已损毁的，裁定折价赔偿或等值替物执行申请再审和另行起诉，均属于事后救济措施。但特定物毕竟不同于一般种类物，其特殊性决定了事后救济未必能真正填平当事人所受损失。无论是再审或者另诉方式，都将当事人重新带回法庭审判的角逐场。于当事人而言，尤其是受有损害一方，令其忍受新一轮诉讼进程碾压的痛苦，不符合其对司法公正的曾经期待，难以视为最佳的救济途径。同时，特定物毁损不同于特定物灭失，价值减损虽客观存在但并非指特定物已无价值或者无移转之可能，除再审或者另诉救济外，仍存在其他救济措施的可能。就上述两种救济方式而言，另诉面临纠纷一次性解决、重复起诉的诘问，再审则面临体系自洽性的问题。《立审执意见》虽注意到了特定物毁损时间发生于诉讼过程中与执行过程中之救济途径应有所差别，但其第9条、第10条之规定不可忽视的是，当事人若抛开上述两种救济程序，仅能依靠协商赔偿的方式获得损失救济。特定物的特殊属性决定着达成共同的赔偿意向并非易事，从特定物毁损之执行现状可窥见一斑。“高不成，低不就”的两难困境难免出现。虽然此种情境既非立法者之所愿，亦非司法裁判之所想，更非权益人所应负担之盼，但确实客观存在，且当事者只能择一救济。（二）司法层面在Wolters Kulwer（威科先行·法律信息数据库）的案例库中，以“特定物毁损”作为全文检索关键词，搜索全部案件类型的裁判文书，检索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2月7日检索时，共有关涉“特定物毁损”的案件1 499件。将限定检索案件类型为“执行案件”时，结果显示关涉“特定物毁损”案件共有340件，总量最多案例处置方案分歧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特定物的适用范围分歧。特定物除不具可替代性的特定物，是否包括“在主观上经过特定化的种类物”根据案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纠纷类型上，涉及特定物交付的案件既有物权纠纷，亦有债权纠纷，物权纠纷方面主要为返还原物纠纷，而债权纠纷方面主要为合同纠纷。如产生特定物类执行依据之请求权基础各有不同，对特定物毁损之执行方向影响如何？在特定物的毁损原因上，可能是自然原因，也可能人为导致。且人为毁损时，可能是债务人的原因，也可能是债权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能否均为当前解决方案所涵盖？在特定物的占有主体上，可能是被执行人，也可能是第三人，那么，不同占有主体的执行方案是否应当进行区分？当前我国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处置方案，并未基于请求权类型、毁损原因、占有主体的不同，在处理模式、执行标的、救济措施上进行区分。即使是要求按既判力标准时理论区分再审和另诉，现行司法实践也未能充分做到，如表1案例10，诉讼中已告知拆封事实，按《立审执意见》第14条，应当是再审而非另诉。因为当特定物毁损未达严重程度时，即使毁损在标准时之前，诉求仍为特定物交付，则再审救济意义何在？二、特定物毁损之执行标的执行形态是由执行标的决定的，不同的执行标的观点导致执行形态不同。特定物之执行标的分歧，在于物之交付请求还是行为请求权的认知不同。前者认为重点在于“物”之执行，后者认为是“交付”之执行。从概念上看，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是以债务人履行特定存在物之交付为执行标的，而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则是以债务人履行一定的行为为执行标的。物之交付请求权类执行依据以变更财物的占有者为执行重点，行为请求权类执行依据虽亦涉及变更财物的占有，但其实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