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农业经济学及经济学专业毕业论文资料.docxVIP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基于苏北Ｆ县的个案研究 摘要：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关键词：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数字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的侵蚀，正引发乡村社会的深刻变革，传统乡村的封闭、稳定逐步被开放和流动所取代，基层社会的空心化、多元化和异质性凸显。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应对深度变迁的乡土社会时渐趋式微，乡村治理面临自治主体缺位、两委监管乏力及道德约束疲软等困境。建立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对乡村治理内卷化的主动回应，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诉求。目前，学界围绕“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相关研究集中体现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学者主张借力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以推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落地与运转。胡共彬基于桐乡市“三治融合”模式的个案分析指出，建立在非正式规范基础之上的“道德评判团”“百姓参政团”等有益实践要真正发挥长效，最终要立足于具体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完善。[1]王微进一步指出“三治融合”应以自治为基，而自治的核心在于共议，主张建立共议制度以奠定“三治融合”的制度基础。[2]从中观层面看，学者的研究视域主要聚焦于基层组织的优化与再造。郁建兴指出“三治融合”的推进应着重规范基层党政组织、自治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等关键主体的角色定位，防止出现强势主体越俎代庖、政社互动失衡等现象。[3]张明皓等人从党建视角切入，指出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实现有赖于廓清两委职能、吸纳社会组织和乡村道德精英嵌入、建立法律驿站和服务团等。[4]从微观层面看，学者侧重于强调村民的价值培育和能力提升。谢炜等人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指出应通过增强村民的自治意识和议事能力、培育乡村法治文化、激发新乡贤的引领示范作用等举措来提升“三治融合”的实践成效。[5]欧阳静、邓建华则进一步提出培育村民公共参与的主体性[6]、落实村民的民主权利[7]等策略。总体来看，学界关涉“三治融合”的研究较为深入、宽泛，对“三治融合”的现实推进颇其启发性。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治理规则的修补和治理主客体的改造，而对以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治理工具和治理手段缺乏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社会高度流动的时代背景下，治理规则修补和主客体改造难以应对“三治融合”实践中流动村民的不在场问题。在乡村发展短时间内不足以实现劳动力回流的情况下，有必要借力信息技术手段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从而助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构建。 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科技革命无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推动着政务服务、政府监督和政府管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率先享受到信息技术的溢出效应和赋能效应，电子政务、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政府等“互联网+”的兴起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也不断提升着政府服务的效率和透明度，城市治理体系的先进性在技术赋能下得以显著提升。近年来，为了助力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顶层设计，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以及《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等重要文件。从宏观层面提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到中观层面拟定阶段性发展目标及指导意见，再到微观层面的试点工作开展，乡村数字治理的政策环境日臻完善。数字化生存天然具备赋权的特质，这一特质将引发社会的积极变迁，在技术下乡背景下，技术赋能能否有效缓解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能否助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以及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无疑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重要命题。 二、“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梗阻 厘清“三治”和“融合”各自的困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三治融合”的现实梗阻。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和“两委”的准行政化趋向弱化了乡村的自治属性。基层组织监管的缺位和乡村特有的熟人社会，阻碍着乡村法治的推进。同时，随着传统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