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通典》、《唐会要》开启典志系列..docVIP

03《通典》、《唐会要》开启的典志系列. 03《通典》、《唐会要》开启的典志系列. PAGE / NUMPAGES 03《通典》、《唐会要》开启的典志系列. 《通典》、《唐会要》开启的典志系列 记录制度的典籍，最早能够追想到“三礼” 。在图书分类中，出现关于典章制度的部类见于阮孝绪《七录》 。其“传记录”的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部，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为“旧事” 、“职官”、“仪注”、“刑法”四类。所著录之书，皆为朝廷政法礼仪。唐代前 期，这四类书数量剧增， 形式与内容方面也表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增加新的专题， 如“选举”。二是注意沿革察看。三是初具总结性质。同时，注意到单项制度的撰述多为“一时之制，非 长久之道”，“编于史志”的多半“伤于浅易” ，“失于未达” ，“不能够尽其旨要” ，而未编入史志的“遗文余事，亦多散亡” 。 由记录单项制度走向综合察看， 由一朝一代典章制度向系统研究沿革演变， 两个方面的 结合，促成典志史的出现。唐玄宗开元末，刘秩“取《周礼》六官所职” ，撰分门书《政典》已拥有综合性、系统性，继之而起的《通典》产生出长久的影响。 一、“颇探政理，窃究向来” 《通典》 《通典》适应社会变动而出现，为史学发展带来转机。 杜佑（ 735— 812），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人。历经代宗、德宗数 朝，自地方僚佐升迁封疆大吏，直至宰相。代宗大历三年（ 768）纂修《通典》初具规模，德宗贞元十七年（ 801）完成《通典》 200 卷。 （一）《通典》的“篇第之旨” 《通典》纂修不完满依照“圣人之道” ，提出从社会实质出发的主张，对当时社会结构及内在联系做出第一次完满地阐述。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 次序分别考其沿革， 认识此间的相互联系， 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 从经济基础到政治系统，从选举到设官，从文教到法制，从中央到地方，从汉族到边族。以这样的结构编排全书，不 仅成立起一个认识社会结构的崭新系统，而且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创举。 历代史志中的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不反响社会结构，不表现社会风范，《通典》根本不取。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杜佑视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同食货、职官、礼并列。选举、兵独立门类是其创始，为今后史志仿效。边防所 记周边政权或部族，相当于纪传史中“四夷传” 、“外国传” 。 （二）《通典》的性质与内容 杜佑《通典序》说要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 ，其“篇第之旨”终归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如何认识《通典》的性诘问题。 《通典》一部是什么性质的书，自问世以来就认识不一。当时，“颇详旨趣”并为之作序的李翰为其书“知之者甚稀”而“长叹息”过。宋代数百年 间多半“以类书目之” ，《直斋书录解题》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为“典故” 。明清谓其为“政书” ，近代以来称典志史。下面，分四个点对其性质和内容进行察看。 1、从“体要”探“政理” 《通典》成书后二年纲领为《理道要诀》 ，《进理道要诀表》表述了这样的思想： “窃思理道， 不录空言。 由是累纪修纂 《通典》，包罗数千年龄， 商议礼法刑政， 遂成二百卷。 ”“理道”即“治道”治理之道， 为避唐高宗李治名讳， 改治为理。 察看上千年 “礼法刑政” 沿革，是为了是探望“理道” 。掌握住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通典》的性质。 i 进而，《理道要诀》自序表达出与过去探“理道”的差异：过去谈理道者“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向来。 ”先前谈治政得失，大多以讨论、规谏为主，忽略“体 要”。杜佑探望“理道”不在“规谏”而在“体要” ，从“体要”出发“探政理” ，这是超越先人之处。所谓“体要” ，指“治政得失”的重点——系统，而系统是寓于社会结构之中的。 “颇探政理，窃究向来”八字表示，察看“体要”的“向来” ，为的是探望“政理” 。这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不相同的是，司马迁处在社 会制度大改革此后，认识“变”相对简单。杜佑处在同一制度自己起变化时，对“变”的察觉要困难得多。但杜佑恰巧把着眼点放在为政的重点——系统之“变”上，由此下手“探政理”，极大地推进了司马迁所欲稽之“理” 。 不以皇帝个人作为为规谏对象， 而要从 “治政得失” 的重点——系统的古今变化中探望施政之道，把“探政理”同反响系统的社会结构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才是杜佑修纂《通典》的旨趣，这一旨趣把史学功用推进了一大步。 2、酌古通今，既弊思变 “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 ，这一思想贯穿《通典》全书，遵从于“探政理”需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1）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针对美化往昔社会的各种说法，用历史事实对“非今是古” 者进行反驳。在认识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基础上，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