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计制度与耆旧传 先贤传的编纂.docxVIP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 先贤传的编纂 上计制度与耆旧传period;先贤传的编纂 摘要：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关键词：上计制度；“耆旧传”；“先贤传”；编纂　　序言　　《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了诸如“耆旧传”、“先贤传”、“家传”等汉晋时期（东汉三国两晋）流行的各种人物传。已有研究表明汉晋时期这些人物传的集中编纂与当时社会的历史特性密切相关。　　然而，由于具有冠以地名的特征，一般认为东汉至东晋末期流行的“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是为了矜耀乡里。代表性的观点如刘知几《史通》第34杂述篇所述：　　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但是，若试着从现存佚文探讨“耆旧传”和“先贤传”编纂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在很多事例中难以认为他们的编纂目的仅仅如此。譬如，有些传编纂者的出生地与编纂地不同，或者一些传是直接由皇帝编纂的。　　此外，汉晋时期书籍的编写和流通比较困难，“耆旧传”、“先贤传”又在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首的许多史注中被引用，与正史列传的共通之处也很多。鉴于上述理由，对“耆旧传”和“先贤传”的考察似乎不仅限于像刘知几那样，认定它们只是乡里意识的流露。　　笔者并非否定“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从与当时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本文即着意于考察在“耆旧传”、“先贤传”流行的时代，各个中央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各个郡国先贤的存在。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试图进一步观察从东汉到东晋末，整个社会如何认识先贤，先贤又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　　一、上计制度与先贤　　东汉时期，各个地区多编纂有人物传，如（蜀郡临邛）郑廑《巴蜀耆旧传》、（蜀郡成都）赵谦《巴蜀耆旧传》、（广汉郡）王商《巴蜀耆旧传》、（汉中郡南郑）祝龟《汉中耆旧传》、（汝南郡汝阳）袁汤《陈留耆旧传》、（陈留郡）圈称《陈留耆旧传》以及《京兆耆旧传》、《冯翊耆旧传》、《扶风耆旧传》、《三辅耆旧传》、《沛国耆旧传》、《庐江耆旧传》、《鲁国先贤赞》等等。由此可知，各个郡国均有许多被视为“先贤”的人物。虽然东汉时期的人物传以“耆旧传”为命名主流，但本文采用在意义上包含“耆旧”的“先贤”一词作为这类人物的统称。“先贤”意指“具有杰出事迹的先人”。　　对于东汉王朝来讲各地辈出的先贤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太平御览》卷463“人事”部“弁”上引谢承《后汉书》云：　　郭宏为郡上计吏，朝廷问宏颍川风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宏援经　　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虽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这条史料记载了朝廷向颍川郡上计吏郭宏询问颍川风俗、郡内先贤、将相、儒林、文学各种人士的问题。据此可知，朝廷有意在了解各地风俗的同时还了解各地先贤。　　据《通典》卷33职官15郡太守条记载，汉代上计需要报告的内容为：　　汉制，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偕薄。根据纸谷正和的研究，“郡内众事”指由县、道向郡、国提交的上计簿中涵盖的户口数、垦田面积、钱谷收支、盗贼案件数目、漕运情况，以及土地境界图、宗室名籍、戍卒的财物报告（作为边郡的话）、劝农成果、理讼情况、系囚狱死者数的报告（自地节四年（前66）起）。除此之外，依据尹湾汉简，上计内容还包括郡国面积、地方行政机构、吏员配置、长吏活动等，且需附上佐证户口数、钱谷收支统计情况的详细报告或簿籍。另外，据《后汉书》卷2《明帝纪》永平元年（58）注引《汉官仪》的记载：　　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　　先帝魂魄闻之也。元会仪见下。在正月上陵礼中，地方计吏将会向上汇报郡国谷物价格、地方行政（“四方改易”）等问题。　　从以上事例可以得知，东汉王朝通过地方上计制度获得各种信息。通过上计制度报告的“先贤”对于王朝而言应该同样意义重大。而且，鉴于上计时可能需要上报地方先贤的情况，地方郡国有必要预先掌握本地先贤的信息。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各地区如何管理先贤的记录。　　《后汉纪·桓帝纪》上卷第21永兴元年（153）条记载：　　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