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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青年》对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及贡献 《新青年》杂志中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了分类教育探讨，有青年教育、儿童教育、女子教育、工人教育等内容。其中，陈独秀、蔡元培、邓萃英、周作人、沈兼士、唐俟等知识分子都关注了儿童教育问题。 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人各项身体发育的起始点，所以很多学者开始重视并关注到儿童教育方面来，儿童问题解决好了，青年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进而很多学者也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探讨儿童教育问题，这些观点和建议也起到重新构建儿童教育新系统的作用。 一、各类教育主张 唐俟在1919年《新青年》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他批判传统儿童观，另一方面他却推崇。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他认为中国的旧见解“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是完全错误的1%他分析道：“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最后他总结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结清旧账，一面开辟新路。”由此可见，作者主张以儿童为本的价值观。 陈独秀在1917年《新青年》上发表的《近代西洋教育》一文，他认为“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我国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西洋教育是全身的而单独脑部的。他还列举了意大利蒙得梭利女士的启发式教育例子。。他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1921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教育是什么》一文，再次强调了启发式教育。他认为：“旧教育是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完全是教训的意味，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由此可以看出新教育更注意以儿童为中心，去开启儿童的心智，从而获得儿童的认同。 邓萃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动的新教授论》一文，阐明了传为客、习为主的理论传习法所重在儿童学习，然学习无相当基础，必难收效，故必济之以传授。特是传授为学习而施，故传授为手段,学习为目的。”将“儿童中心主义研究的教授法”思想渗透在其中，强调学习过程中启发儿童主动学习的重要性。邓翠英在该篇文章中的第六章，梳理了“教授法之诸主义”,其中第二节专门讲述了“启发主义”，将启发主义的起源、流派、目的、性质、形式类别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蔡元培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新教育与旧教育之岐点》一文中对比了传统教育与新教育中对待儿童的不同。传统教育以当官应试为目的，所学不是儿童的兴趣所在“是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只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新教育从儿童身心特点出发，帮助其成长，以西方实验教育为理论基础，结合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对于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能够随时纠正。同时作者也在文中最后提出发建议:第一，须设实验教育之研究所;第二，教员须有充分之知识;第三,供给教育品者，亦当有种种参考之图画与仪器。 沈兼士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儿童公育》中，他将儿童公育作为解放妇女的终极办法大力鼓吹并设想出了儿童公育的具体办法:社会可以建立一个公共教养区域，里面包括“胎儿所、收生所、哺乳所、幼稚园、小学校、儿童工厂、儿童图书馆、儿童病院”等等一系列机构，招募社会上体格壮健，常识完备，温良贤淑的女性专门养育儿童，教育专家定期指导，该机构的资金来自于儿童父母每年的捐助……他认为儿童公育是解决新世界一切问题的锁钥，并认为儿童原本就是社会之子，理应交由社会来教养。 1920年，杨钟健在与《新青年》编辑部的通信中对。儿童公育”问题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他虽然开篇表示赞同儿童公育的设想，但认为应当先解决妇女家庭问题，才能实现儿童公育;第二，反对儿童公育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论调，。我想这样做法，不但不能收良好的效果，或者可使革新运动的速率减少，甚至演出社会上骚动的惨象!”第三，当今中国国民的素质还不具备实行儿童公育的可能性，国民的知识相差太远;第四，如何打消母子间天然的感情？这是违背自然的做法；第五，即使实施了儿童公育，怀孕的妇女还是不能解放。 1920年，文学家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发表演讲谈到：。我想儿童教育，是应当依了他内外两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如其份地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在指导儿童读书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趣味、情智与想象的修养等。小学文学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它能顺应儿童本能的兴趣、培养兴趣、然后唤起新的兴趣。周作人还规划了儿童读书的三大阶段:在幼儿前期，读诗歌、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