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明代中期诗文内容摘要.docxVIP

第四章明代中期诗文 约从弘治至隆庆（1488——1522）年间，诗文领域内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文学复古思潮日趋活跃，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号，重新审视文学现状，寻求文学出路，尤其是针对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他们重构文学的主情理论，并给民间文学以应有的重视，反映出对文学本身一种新的理解。但是由于过分注重法度格调等创作规则，从而陷入了拟古的窠臼，造成创作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病。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是“唐宋派”。 第一节前七子 前七子主要活动时间在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间，是一个以李梦阳、何景明为核心，包括王九思、康海、边贡、徐祯卿、王廷相为成员的文学群体。《明史·文苑传》称：“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 他们先后中进士，在京任职，聚会吟诗，研讨艺文，高睨一切，以复古自命。他们对国运危机、官场腐败和士风苟且的现状，很为不满，促使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取一种挑战的姿态。如李梦阳“傲睨当世”，何景明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便桶赴宴，席间他就坐在便桶上读书，以示“傲然不屑”之意（何良俊《四友斋丛记》）。他们对明初文坛“尚理而不尚辞，入宋人窠臼”的现象不满，便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口号以复古自命，实则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味，借复古手段而欲达变革之目的，此乃其文学复古的实质所在。 李梦阳（1472—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人。家世寒微，祖父由“小贾”而致富，其兄长以经商为业，故其有诗文对商人善牟利颇表赞许。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为官刚劲正直，敢于同权宦、皇戚作对，以至屡次入狱，后又参与弹劾宦官刘瑾的活动，几度下狱。“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祸坎土禀终身”（袁衷《空同集序》）。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之罪被抓，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街遇张氏，仍痛加斥骂，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齿，足见其性格之刚直。有《空同集》。 李梦阳对宋人掊击甚烈。他认为宋“无诗”而且“古之文废”，其根源是理学：“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缶音序》）而与此相对的，李梦阳在文学方面最为推崇的对象，却是民间真情流露、天然活泼的歌谣。他不仅倡言“真诗在民间”，而且有人向他学诗时，他竟教人效仿《琐南枝》—— 当时流行的市井小调（见李开先《词谑》）。对自己的诗，他也批评说：“予之诗非真也，王子（叔武）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诗集自序》）这里已经对整个文人诗歌的传统提出了怀疑，表现出探求新的诗歌方向的意欲——虽然他在这方面没有作出多少成绩。但是，把李梦阳上述观点与他的“复古”理论对立地看待，甚至认为这是他“承认错误”的表示，则完全不合事实。　因为“复古”的理论本身亦包含对真情实感的重视，而且，李梦阳的诗也确有些受民歌影响的地方。譬如他的集子中，就收有经他改写的《童谣二首》；他的《长歌行》等诗篇，也是以民谣的格调加上古朴的语言写成的。　　 以李梦阳为主导的文学复古运动，其意义一是要隔断同宋代文化主流——特别是理学——的联系，二是为了追求所谓“高格”。李梦阳说：“夫追古者，未有不先其体者也。”（《徐迪功集序》）在他们看来，各种诗、文体格，凡最早出现的，总是最完美的。这里包含着某种崇古的偏见，但也有其合理的成分：当一种文学体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也许并不精致，却总是生气勃勃的，具有弥满的精神力量—— “格”首先是指此而言。所以，李梦阳在诗歌方面，主张古体以汉魏为楷模，近体以盛唐为榜样；在散文方面，则最推崇秦汉。“格”是对文学的总体上的美学特征的追求。除此以外，李梦阳还重视“调”——主要指诗歌音调的和谐完美。此外，他还提出一些写作方法上的讲究，如《再与何氏书》中所说“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必一虚，叠景者意必二”等等。这些归纳起来，又统称为“法”。在当时，这样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技巧，对于促进文学的独立，使其与“道统”脱钩，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宋濂等强调“文道合一”者为维护道的独尊地位，无不贬斥对文学形式与技巧的探究）。　　 但是，虽然李梦阳所说的“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驳何氏论文书》），表明他并不主张僵板地模拟古人，所谓“尺寸古法”的要求实际上仍然造成很大的负作用。所以，从他的盟友何景明开始，就对他的文学主张及创作有所批评。但不可否认，李梦阳所发起的复古运动对扭转当时的文学风气是强有力的，如《四库全书提要》所称：“学者翕然从之，文体一变。”即使到了晚明，李梦阳以及何景明等人对文学发展的贡献和地位依然得到许多作家的肯定。如袁宏道《答李子髯》诗中有“草昧推何、李，尔雅良足师”之句，称赞之意溢于言表。过去一些文学史论著把李、何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