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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子》谈“齐国法治文化” 齐国是周代重要的封国，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始封国君姜尚。西周时期，齐国是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大国；春秋时期，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创霸业；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一。齐国之所以那么强大，在中国历史上影响那么深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注重依法治国，是一个重要原因。 　　齐国在实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汲取了周王朝和其他诸侯国依法治国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结合齐国实际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治思想体系。齐国的法治思想，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中。 　　《管子》认为，治国，必须以法，否则，国将不国。《管子·版法解》载：“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仪。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管子》意识到以法治国需要宽严适度，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标准：“治莫贵于得齐”。“齐”，就是“法”要缓急适中，宽严适度。《管子·正世》：“治莫贵于得齐……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 　　《管子》认为，以法治国，必须自上而下，全民参与，任何人都需以法办事，不得拥有法外特权。《管子》首先要求国君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做执法、遵法、守法的表率。《管子·君臣下》曰：“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管子·形势解》曰：“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发于身而为天下笑者，此不可复之行，故明主不行也。”其次，《管子》要求，臣“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它把“臣”分为七类，“法臣”第一。《管子·七臣七主》：“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第三，民本思想，在齐国由来已久。太公曾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管子》把“民”看成是国家的主体，国君的根本，法治的根本。只有全体百姓懂法、守法，以法治国才有可能。《管子·君臣上》说：“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第四，《管子》注重人才的选拔任用，为以法治国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齐国建国之初，姜太公即把“举贤尚功”作为建国方针之一，为发现人才、推举人才、培养人才奠定了基础。齐国在各诸侯国中，对人才的重视，是首屈一指的。《管子》对人才的选拔，竭力主张不受身份、地位、门第之限。如果有而不举，则以“蔽贤”论罪。稷下学宫时期，齐国人才规模达到空前。由于人才济济，齐国的立法、司法、执法水平居于各诸侯国之上，保证了以法治国的顺利进行。 　　《管子》所反映的“齐国法治文化”，为齐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提供了可靠保障，有周一代，齐国都不失为东方大国、强国。在这个文化的指导下，齐国创立了“闾里监管”、“层层联保”、“定期汇总举报”的地方治安制度，保证了齐国社会的基本安定。《管子》所反映的齐国法治文化，还在齐国造就了一个法学派别——齐法家。齐法家和秦法家、晋法家一起，共同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管子》所反映的“齐国法治文化”，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够为公安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