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廉政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的影响研究.docVIP

地方政府廉政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的影响研究 摘要：在国家倡导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今天，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同时，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已是大势所趋。本文首先通过机制分析论证了地方政府廉政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的重要影响，进而利用我国2007年至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在2007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我国总体上呈现出政府腐败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态势；通过对30个省份的个体分析以及对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分样本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清廉政府、经济规模、财政支持、市场环境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于技术创新具有不同的影响。据此得出结论并提出了建议：为了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积极性，今后需进一步弱化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强度、建立更加科学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制、适度增加财政对技术创新项目的支持、加大创新成果保护力度。 关键词：地方政府，廉政水平，技术创新积极性，制度环境 一、引言 地方政府廉政水平涉及地方政府的执政情况，是政治问题。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的重要因素。由于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地方政府廉政水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质上是政府与企业关系即政商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 从二者各自的影响来看，腐败的存在必然严重破坏执政党的作风、政治风格和社会氛围。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专营私利、形式主义、虚假政绩、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等腐败行为影响着政府职能的发挥、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国家稳定。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国家竞争力的象征不再是传统的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国际市场份额和贸易顺差规模，而是核心技术与品牌的拥有状况。国家核心能力也演化成为要素的聚集能力和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而这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撑。从国家宏观战略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新形势，党和国家提出了许多战略。与地方廉政水平相适应，就是要全面严格管党治党，进一步推进反腐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与技术创新相对应的是国家提出要高质量发展，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和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即无论是地方政府廉政水平建设还是促进技术创新，都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回望过去，在我国政府官员腐败之势严重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两种并行的趋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腐败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也有过探究，从腐败有益论到腐败有害论，再到国内倾向认为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腐败影响的性质不同的结论持续到现在。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地方廉政水平是否对技术创新有影响？探究二者的影响关系，一是要厘清国家相关战略并举的理论逻辑所在，二是要在此基础上明确制度设计的导向以及我们努力的方向所在。 二、文献述评 （一）地方政府廉政水平的经济效应 美国经济学家纳塞尼尔·莱夫（1964年）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1968年）较早地注意到了腐败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体制僵化，其对经济活动的专断性干预妨碍了投资，干扰正常经济决策，降低经济活动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以贿赂为主要手段的腐败能够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与制度，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因此，“一定程度的腐烂将成为一种流行的润滑剂，可以减少现代道路上的阻力[1]。”此即为“腐败有益论”的观点。然而这似乎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违背。“腐败有害论”的代表人物Myrdal（1968）则较早地从腐败的作用机制理论上指出，腐败实质上是政府官员的刻意寻租，为了获得较大的利益，他们会自行削弱自己的办事效能，延长等待时间，促使企业和居民行贿。而1995年8月保罗·莫罗与一批研究人员（主要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哈佛大学的专家为主的人员）合作，使用统计和实证比较方法，证明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驳倒了“腐败有益论”。 然则，对于地方政府廉政水平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的框架，或者说研究腐败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分析，国外代表性文献较为有限，而国内学者比较多地关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投资规模、投资增长与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在腐败和资源配置方面，谢平和陆磊（2003）[2]指出，金融机构通过寻租来创造稀缺性。结果，资源价格被扭曲，导致资源分配不当或不良、财务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李厚健和张宗义（2014）[3]研究表明，贿赂和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等腐败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对于收入分配，腐败是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它意味着缩小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最关键环节就是抑制腐败（陈刚和李树，2010）[4]。反腐败力度的增强，无论是在收入维度还是在支出维度都显著缩小了各省域内的差距（田彬彬和谷雨，2018）[5]。 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腐败可以通过降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减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经济增长产生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