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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摘要：选取2015—2020年A股上市的1500余家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讨非金融企业融资程度、企业技术创新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一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型的关系；二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在制造业企业中，这一负相关关系更加明显；三是企业创新在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以利于我国非金融企业找准定位，带动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企业技术创新，企业绩效，实体经济 一、研究背景 金融市场高回报短周期的特点使得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参与其中。2005—2020年，我国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呈现逐年深化的趋势。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有利于扩大企业的利润来源渠道，减轻企业的融资压力。另一方面，不合理的金融投资活动则可能会导致非金融企业忽视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最终限制企业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大部分是出于获取金融投资的短期利益，这可能导致企业过度“脱实向虚”，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金融市场中，从而挤压企业创新研发的投入和核心竞争力的培养。这种情况不利于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也与我国基于创新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目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整体仍处于上升的阶段，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企业绩效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探究非常必要。本文选取了2015—2020年非金融类的1500多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旨在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非金融企业找准定位，带动实体经济更上一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绩效 李明玉（2020）提出，企业出于市场套利动机的金融投资行为会对企业价值产生抑制作用[1]。王茹（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与企业主业业绩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许霜（2020）以北京君正为例，探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提出金融化会给企业带来两种效应：“蓄水池效应”“挤出效应”，而最终对该企业绩效的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3]。黄大禹、谢获宝（2021）通过研究2007—2018年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提出金融化程度越深的制造业企业，绩效则表现得越差；并且，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可以缓解这一负面影响[4]。郭丽丽、徐珊（2021）从实体经济这一角度探究了金融化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型非线性关系，即对于非金融企业来说，不进行金融资产的配置和过度的金融化都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5]。因此，本文提出了研究假设H1。 H1：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 （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技术创新 何瑞雪（2020）通过研究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6]。胡文利（2021）以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为自变量，研发投入为因变量，探讨二者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水平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7]。钟华明（2021）利用托宾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二者的关系，研究结论与何瑞雪的相一致，并从股东价值导向和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两个角度来解释影响途径[8]。段军山、庄旭东（2021）对非金融企业投资行为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均存在消极影响；文章还提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实际上是高层管理者谋求短期利益与投机的手段，这个行为会侵占企业创新的相关资源，限制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9]。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2。 H2：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抑制企业创新。 （三）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苏皑、康鹏胜、肖樱丹（2021）研究发现，高创新型企业更容易取得更高的财务绩效[10]。王茹（2021）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差异化战略以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而企业金融化可能将企业创新的动机和资金投入“挤出”，导致企业丧失长期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而抑制企业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假设H3。 H3：企业创新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减小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选取了2015—2020年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证监会2012年版行业分类中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ST、*ST等企业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了1544个非金融企业的研究样本（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本文的假设H1和假设H2，提出模型（1）和模型（2）： ROE=a0+a1Lagfin+a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