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是怎样写成的》读后感(七)走本土化的行政法学研究之路.docVIP

走本土化的行政法学研究之路 李广宇老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他的著作涉猎法律解释、裁判方法、文书写作、理论研究、法律随笔，甚至古律寻义、文学艺术、名人传记，可谓“行政审判的百科全书”。他把自己的工作视作爱好、爱好视作工作，他细致、专注、沉着、孜孜不倦的品质，成为了很多法律人的偶像。 他的著作中，国外著名法官、法学专家的观点，常常成为引注的“座上客”。但是，他并未简单地介绍这些“舶来品”，亦非人云亦云，而是经过自己的理解、熔炼、升华，以更加符合中国行政审判实践、更加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授给我们读者。 作为李广宇老师的“粉丝”之一，最近将《裁判是怎样写成的》这本书反反复复品味了好几遍，常读常新，每次都有不同的领悟。虽然书名似乎是讲裁判文书写作，但书中蕴藏的“本土化”“接地气”的法学研究方式，颇为发人深思。 走本土化的行政法学研究之路，实质上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当下更显意义重大。? “洋八股”的水土不服 李广宇老师在日本考察行政诉讼制度时，谈到中国搞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核心，就是要着眼于“本土”的情况：在日本，诉讼类型已经很发达，所以面临的课题是不能让它再繁琐下去；但在中国，根本还没有诉讼类型的起码架构，用一句通俗的话比喻，那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方案选择的不同。 从西方移植、借鉴法律这种进口模式在早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加快了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但一个民族的法律通常带着深厚的民族烙印，很难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不能认为，凡是外国成功的法律制度都能在中国成功，凡是外国认为是好的，在中国就当然好。 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用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比喻，指出了当时少数党员文风上“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作风，并且要求广大党员要反对“洋八股”，“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就像王利明教授说的那样，有的学术论文在讨论中国当下的法律问题时，还在引国外一百多年甚至两百多年前案例中的观点作为问题解决方案，这实际上是时空错乱，也解决不好中国的现实问题。 实践是“理论之花”的土壤 李广宇老师非常重视审判实践，他将办案过程视作“一次野外探险”，通过在行政审判实践中披荆斩棘、直面挑战，最终让“理论之花”在身后的沃土上盛开。“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学说，我自己也常常参考国外的学说，但这样做主要应当是用来解释我国的法律，而不是替代我国的法律”。 毫无疑问，法学研究中的理论成果一定是来源于审判实践、社会实践，真正的法学智识，不可能是看几本书，听几堂讲座就能掌握的。那种空洞无物、天马行空般的所谓“理论成果”，无助于法律制度的创新。 《行政诉讼法》颁布三十年以来，我们都亲历了行政诉讼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当一部分都是颇具中国特色、相当“接地气”的制度成果。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行政诉讼法律援助制度等，都彰显出了“中国智慧、本土经验”的理论气质。 李老师在四巡工作期间，经常就地办案，甚至不辞辛劳前往“塌陷区”，通过实地了解情况、与当事人对话，最终案件处理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事实上，这种类似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办案模式，也正是行政审判“本土化”的体现。 我曾经作为二审承办法官办理了“陆某政府信息公开案”，当时的一审承办法官高鸿专委与李老师探讨时，李老师列举了国外应对此类问题的“招数”，并建议，学习国外的收费制度、黑名单制度都没有法律规定和配套措施，因此，“我们就要在法律框架内寻找道路”。最终裁判的做出，不仅有效的规制了滥诉行为本身，更激发了法学界对规制滥诉的理论研究，推动了规制滥诉的制度进程。 无论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规制滥诉这样的制度创新，还是对个案争议的实质化解，如果将希望寄托于复制“西方理论”“西方样本”，那么将永远找不到解题的答案。 做意识形态的坚定守护者 李广宇老师明确的提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不少概念和具体制度都是‘舶来品’，完全与之隔绝是不现实的。正因如此，在行政裁判当中更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能照抄照搬，尤其要防范和抵制西方的错误思潮干扰渗透”。 美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一书中生动的描绘了美国舆论宣传中的“双标”做法。美国“把苏联人口平均寿命的下降归因为多年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却从未将美国的高婴儿死亡率（主要工业国家中最高的）归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都可能会策划发动一场战争。他们挥着旗子，把战争叫作——‘武装进入’‘保护性反应打击’‘维持和平’‘保护美国利益’，以及各种各样的行动，如‘正义行动’，“直至近年，美国历史书还忽略了早期对美洲土著居民实施的实际上是类似于纳粹的‘生存空间’理论和种族灭绝政策的事实。” 苏力教授在《大国宪制》一书中颇有洞见：事实上，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宪政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