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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0 产业转移中的企业自我选择效应分析 近年来，世界经济总体需求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很大的萎缩，对于以外贸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为主的中国来说，转变自身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因此，根据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演变，中国区域产业大面积转移的现象是否到来？目前政府应该以什么方式来应对转移？这样 的问题是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而对这一问题背后理论的不同解释有助于我们用多元化的思维更深刻理解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可以得出更符合实际的可行方案。 以往学界研究的视角多以国家整体层面为重心，以空间的思维去考虑整个国家的区域发展和产业转移问题，如主导产业理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等。这些理论思维的兴起与当时中国区域产业发展和研究的条件有关，多被用于从国家宏观结构出发、以区域开发为目的来研究中国的产业转移与发展。这样的研究视角容易把产业转移问题单纯地视作地理问题，而忽视了战略决策背后的经济性。过分偏重国家宏观层面来进行区域产业转移，会由于政策实施的模糊性而带来地区产业发展的重复和无效。事实上，任何产业宏观现象都是企业微观行为的结果。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出现和扩展使得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更加趋于科学化和抽象化。而企业微观层面的分析试图说明，有了企业微观的基础，产业结构演变的分析才能达到整体与局部的统 一，对于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复杂的现象才有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因此，从企业角度对整个国家宏观产业结构调整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下将按照国家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维度来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进行综述，通过三个维度的相关理论对比， 进而探索归纳出产业结构演变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与一 般规律。 一、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模式化 Perroux（1950）[1]在《经济空间：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少数地区和个别产业作为经济增长极来突出发展的思想开始流行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应用之中，这种带有计划色彩的模式思想往往由于其可加工性的特点而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后来， Boudeville（1966）[2]和 Lasuen（1973）[3]通过追溯 Christalle（1933） [4]和Losch（1940）[5]的中心地理论，把区位论的观点纳入到增长极理论中，以求得通过部分地区与产业的极化和扩散效应来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和产业的发展。然而在政策实践中，增长极理论往往容易按照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加以修正，由此实施效果的科学性往往值得怀 疑。 Rostow（1953）[6]在此基础上提出主导产业选择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都有一些起重要作用的产业与之相对应， 这种产业可以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被视为起带头作用的主导产业。然而，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能够成为区域发展主导产业的优势。并且发展主导产业的条件本身具有模糊性，也 会被政府事前计划制定。目前中国依然具有很强烈的主导产业制定的思维，从而导致各地区都以相同的指标来制定主导产业，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具有非常严重的相似性。从整体上看，主导产业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平庸式的平均发展。 源于Vernon（1966）[7]的梯度转移理论认为产业如同产品一样，其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后来区域经济学家Thompson（1966）[8]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产 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日本学者 Kojima（1978）[9]通过进一步研究，将早期赤松要 Kaname（1932）[10]提出的日本产业发展过程中体现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进行深化，对于国家之间产业动态转移的形态进行了描述。梯度转移理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状态规律的描述，但并不能说明在产业发展的任意阶段都能随意利用政府手段来实现科学规划。而在国内，实际上大部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以梯度转移理论来倡导产业转移具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国内学者利用梯度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这样的思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即事前由政府在国家层面人为划分梯度，然后在实践中去实施政策，不仅不会形成梯度转移理论所描述的那种规律，反而还可能扩大整个国家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以上的传统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在阐述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中，由于对理论研究都停留在描述层面，在实践指导上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因而容易让政策制定者的思维陷入静态的模式化，更容易让政策执行 者产生误解，在实际具体操作中产生短视的行为。具体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从国家角度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划分和发展，试图用政府规划来做平衡性或不平衡的发展，不可能以动态的眼光去顾及到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发展点，所以在此基础上的规划具有很强的静态性；第二，虽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