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医者的千年之问.docVIP

我是谁?医者的千年之问 东晋殷浩有一个特长，却难以为外人道。一日突然有手下人叩拜不止，问其故，答曰：“小人母年垂百岁，抱疾来久，假设蒙官一脉，便有活理。讫就屠戮无恨。〞原来这个手下人知道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机密――殷浩精医道。殷浩受到感动，命令将病者抬来，诊脉开方，患者病愈。后来殷浩作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将药方索回，“悉焚经方〞〔?世说新语?〕，为何？忌讳别人知晓自己行医。殷浩是当时清谈领袖、显宦，但对医药的爱好却是如此讳莫如深，这大约是当时医者飘忽不定地位的一种折射。  我是谁？这对于中国古代的医者们来说几乎是一个永久的问题。技术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永远是为难的，尤其在儒学占据统治地位之后更是如此。韩愈?师说?：“医巫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在一个社会评价操控于儒家之手的时代，“君子不齿〞毫无疑问是医家之殇。更何况医家与百工之类本来不同，前者更多依靠文本传承知识，故在自我认同方面更接近儒家;而后者更多的是依托于师徒相授，因此也就更安心于自己匠之身份。  西汉楼护就曾经历这样的为难。楼家世代行医，楼护将各种本草、医经背得滚瓜烂熟，长安城内的权贵们对这个年轻人也是无比欣赏，但紧跟着就是可惜：“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汉书?楼护传?〕于是楼护弃医从儒。  楼护的为难只是千万医者境遇的一个写照而已。医家本来是荣耀的，殷商时期医巫不分，巫者在“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的殷商时期兼有医者的身份，医凭借巫而荣耀。但是在“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的周代，医者渐渐堕入工者之流。今人看来医巫别离乃医学进步之表达，然而对于当时的医者而言，却是失落的开场。  从此以后，寻找身份依托成了医者不变的历史使命，“士、农、工、商〞，“我〞在何处？以当时人看来应归为“工〞，古籍中，医工之类的词汇常见;满城汉墓出土的医用铜盆上也有“医工〞的字样。但是医者们似乎并不甘于此，依托文本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自比贤良方正，曾和巫者同流的历史积淀使得他们自认为可以经略天地。?汉书?艺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医者的气魄竟有如此宏大？汉代人讲“天人合一〞，人体就是小宇宙，所以由诊病推及治国，认为治病与治国原理相通是顺理成章的。但这种表述似乎对医者地位之抬升没有什么帮助，更像是儒家代为宣传的论调。此时的医者似乎另有途径抬升自己的地位。  在我看来，这种途径有二，二者并不完全同期，有一个开展的过程。  一、与道教思想合流  与道教思想合流的时间大约是汉唐之间。这个时期的医学被称为“道医〞，就是这种合流的结果。林富士曾说，早期道教强调生命短暂，不应困于俗世的功名利禄以致为老病所苦，应该积极修道，学习各种道法〔包括医疗之法〕，以医治自己的疾病。〔?中国早期道士的医者形象：以〈神仙传〉为主的初步考察?〕  这大约是那个年代以祛病、祛疾、去病为名者众多的原因吧。笔者疑心霍去病的大名与这种思想相关。先秦、秦汉类似名者众多，如周哀王去疾、莒子去疾、郑公子去疾、晋顷公弃疾、平阿侯子去疾等。也许霍去病的父亲或者母亲〔他是私生子，谁取的名字很难断定〕也是这种思想的拥趸，所以才有了这个接地气而又充满时代特色的名字。而霍去病之子名霍嬗，嬗意蜕变，父子联名或为去疾后大变化之意。这大概又是霍去病本人的某种希冀。  与道教思想靠近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汉唐之间医者的分层，局部医者自认为超越一般医人，依托于道家思想而抬升自我，丹药服食风气的兴起与此亲密相关。当时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药学思想将药品分为上、中、下三品，而上品中多是钟乳、丹砂、石英等服食炼丹原料，中、下品那么多草木药，而实际上所谓中、下品才是真正可以疗疾的药品。我们如今日常生活里接触到的中药多是当时的所谓中下品，而上品药那么往往是重金属中毒的元凶。想想魏晋名士们的狷狂吧，那种洒脱不羁多半来自于酒精和服食药品所带来的重金属中毒，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早已有阐述，在此不赘。  有趣的是，有些我们认定为医者的古代名人正是医的批评者甚至蔑视者，比方陶弘景，比方葛洪。在葛洪嘴里，医书被蔑称为“小小方书〞，医术被称为“小术〞，而医人多半是些宵小之徒，只图钱财而已。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卷一五?杂应?：“医多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但养虚声，以图财利。〞  看到这里，大约也就明白了开篇所说殷浩的处境，士人多有涉医，但“懂医〞和“以医为业〞大约是泾渭清楚的，后者是士大夫竭力防止的。医者的为难正在于此。  二、以儒为名  丹药的酷毒逐渐被人掌握，至唐代，丹药风气开场衰落，宋代兴起所谓内丹，即气功之类。而对于医药的态度也变得实用化了，“医药以祛病为目的〞这一点得到确认，而医人那么必须有新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