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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文献综述 　　摘要：随着市场化进程地不断加快，上市公司越发倾向于外延式并购重组的方式拓宽公司业务范围和扩大企业规模，并购业务如火如荼，与此同时带来商誉账面价值喷发式的增长，而商誉总额飙高后隐藏潜在的巨大减值风险不容忽视。本文旨在梳理已有的商誉相关文献成果，试从商誉本质、减值原因、经济后果和后续计量方法等方面总结，希望对商誉减值相关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关键词：商誉本质;减值原因;经济后果;后续计量方法 　　从wind数据库中提取a股公司商誉及减值整体状况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商誉减值损失金额近1667.15亿元，占总商誉比例上升到12.7334%，计提的减值损失令a股损失惨重，突显出商誉减值的高风险性。本文从商誉的本质出发，旨在研究商誉减值的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以期为改革商誉后续计量方式提供思路。 　　一、商誉的本质 　　国内外学者对于商誉本质的研究从未间断，被理论界广泛推崇的是hendriksen的“三元论”：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价值论和总计价账户论。张乃军（2018）支持商誉的超额收益观。苏新龙等（2018）认为商誉的本质是企业通过并购实现未来的收益超过正常收益的经济增长需求获取的超额利润。而本文将商誉的本质归为：企业为获取未来超额利润具有的超额收益能力并以此形成的不可辨认的特殊资产项，区别于无形资产。 　　二、商誉减值的原因 　　（一）并购前的高估值与高溢价 　　商誉产生于并购活动，被并购方出于售出更高的价格的考虑而给出高业绩承诺的对赌协议，高业绩承诺使被并购标的在评估时取得了“高估值”，而高估值是造成上市公司发生商誉减值损失的重要原因（王竞达等，2017）。高估值会使并购时支付过高的交易价格，会产生较高溢价进而造成商誉的初始确认过高。商誉的初始确认越高，以后年度减值的风险越大（欧青青，2019）。 　　（二）并购后被并购标的业绩下滑，协同效应降低 　　并购行为完成后，一旦被并购的子公司出现业绩恶化并导致母公司价值持续性下降，那么母公司终将发生巨额商誉减值（徐焱军等，2017）。张新民等（2018）从内部控制视角出发发现，并购后，被并购标的业绩下滑未达预期不能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导致了商誉减值的发生。 　　（三）管理层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 　　卢煜和曲晓辉（2016）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进行研究得出，具有盈余平滑动机和洗大澡动机的公司，倾向于计提更多商誉减值损失。董晓洁（2014）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公司的可操纵应计利润与计提的商誉减值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计提商誉减值确实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 　　三、商誉减值的经济后果 　　（一）公司价值 　　schattetal（2016）发现信息不对称使外部投资者无法从公开信息中提前预知商誉减值风险性和减值规模，使得消费者得知公司确认减值后做出消极反应，纷纷用脚投票，导致公司市值迅速缩水。 　　（二）债务融资 　　徐经长等（2017）分析发现，商誉的初始确认金额越高，公司的债务融资金额就越低，二者呈负相关性，相反地，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越多，债务融资成本越高，二者呈明显正相关态势。 　　（三）审计费用 　　叶建芳等（2016）研究表明，对比账面不存在商誉价值的公司，存在商誉账面金额的公司的审计费用增长更快，尤其是期末还发生商誉减值损失的公司花费该公司对应的审计费用上升更高。 　　孟彬等（2019）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成长性越强，商誉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联性越强，审计费用会随着商誉的增加而增长。 　　四、商誉后续计量方式 　　自2007年新准则实施后规定每年终了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不再摊销，减值一经计提不得转回。自此后国内理论界关于商誉后续计量方式选择的探讨未曾停止。 　　（一）支持减值测试法 　　韩潇（2019）赞同减值测试法，他认为测试法比摊销法更能体现商誉的本质，同时也是我国新准则趋同于国际会计准则的重要体现。 　　（二）赞同减值法与摊销法相结合 　　系统摊销法简单方便却不符新准则规定，而减值测试法虽符合准则要求却无法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易成为管理层操纵利润的工具，综合两种方法的利弊认为摊销法加减值法相结合的方式更值得借鉴（张乃军，2018）。谢德仁（2019）在两种方法结合的基础上补充：只有在使用攤销法前进行减值测试是可行的，若先进行了摊销，则减值测试就无存在的意义也无法使用。 　　（三）基于商誉本质的不同方式计量 　　宋建波等（2019）认为将商誉视为非消耗性资产忽略了商誉应随整体资产的损耗而消逝的本质，减值不应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减值测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