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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之辨与儒家人类主体性意识的形成 　　摘要：天人关系是儒家思想史的中心主题。儒家天人观经历了天主人从、天人相分、天人相副、天人一体等若干阶段，最终形成了“人者天地之心”的天人观。人与天的关系，也由早期的顺天由命的关系，发展到最终的人类主导天地的关系。这种彻底翻转的天人关系，体现了传统儒家积极主动的人类主体性意识，它的表现形式便是注重文化的儒家人文主义。 　　关键词：儒家;人类主体性;天人观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3-0104-006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天人之辨无疑是最重要的话题。《太史公自序》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735宋儒邵雍曰：“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2]53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或者说，天人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试图指出，首先，天人关系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学说，初期天人观、先秦天人观、汉代天人观、魏晋天人观，乃至宋明天人观等，相互之间既有关联，又存在较大的差别。其次，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天人关系是变化的，即由早期的天尊人从逐渐转向，最后发展为人为天地、宇宙之主宰。天人关系的转变历程，从形式上表现为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实质乃是人类主体性的弘扬。 　　一、天主人从的天人观与人文主义思潮初现 　　思想的最主要载体是文字。甲骨文出现于殷代，大多属于祭祀、占卜所用的语言。祭祀的对象，陈梦家分为三类，即，“甲、天神上帝;日，东母，西母，云，风，雨，雪;乙、地示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丙、人象先王，先公，先妣，诸子，诸母，旧臣。”[3]562这三类大约属于天、地和人。殷人主要祭祀天上之物、地上之物以及死去的先人，和《周礼》的规定基本一致：“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4]178昊天、日月星辰属于天上之物或天神，山林川泽为地上之物或地神，而上帝等为先人之神或鬼。天神与地示合起来，便是自然界。所以，古人的祭祀对象便主要分为两类，即自然神和人神（鬼）。 　　殷人祭祀它们，主要原因不外乎文化人类学的解释，即，中国古人相信世上的一切自然存在物如天、地、日、月等，和人类一样都有生命，这便是万物有灵论。古人相信这些生命物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陈梦家说：“商周并有天神观念，并同以天神能降丧乱施福佑。然商人之‘帝’为权势之大自然，诸凡生活上之供给咸依赖之。故商人之帝为生活上（或生产上）之主宰。周人以天威可畏，恒祈年寿福佑于祖考，而以上帝与天子为统治邦国之两重元首，视天子受命于天，故周人之‘天’若‘上帝’，为政治上之主宰。”[5]149商周时期，人们相信天神和先祖是人类生活的主宰。其中，天神与人鬼等属于自然存在物，因此，天神与人鬼对人类的影响便是自然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这便是前孔子时期的天人观：天地自然对人类拥有绝对的主宰权，能够主导人类的命运。从现实经验来看，在人类生活的早期或初期阶段，人类的生存主要依赖自然界。风和日丽，人们便能够生活得舒服些;灾荒之年，人类便会度日艰难。在技术缺乏的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乃至生活的好坏几乎完全取决于自然界，因此，人只能够听天由命，这便是中国初期的天命观。 　　早期的天命观相信，上天不仅能够决定人的寿命长短（这是最主要的内容），而且还能够主导与安排人间事务。《诗经》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诗经·集传》）上天能够管理人事，这便是天命或上天的命令。信奉天命的立场产生于前孔子时代，故，“殷人崇拜天、上帝”[6]。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孔子时期。早期的天命观体现了上天或自然界对人类生活的主宰权，反映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即上天是人类的主人，人类只能够听从上天的安排。[7]我们把它叫作“天主人从”的天人观。 　　从历史现实来看，尽管人们相信且接受“天主人从”的世界观，但是人类并不甘心被奴役，总是希望做些什么，以求改变人类的命运。比如面对强大的苍天，人们希望通过祭祀而改变自身的命运。祭祀是人类主动的行为，其直接成果便是礼等文明的产生。《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8]7礼与祭祀鬼神相关，王国维说：“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豊，行礼之器。’其说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