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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疏离和介入之间 　　摘要：《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是杨绛20世纪80年代散文创作里特具年代感的两部，从主题内蕴上看，也是属于“时代共名”的一部分。从写作姿态上看，她的散文又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散文创作。她的写作与时代相疏离，但又有着角度独特的映照和介入。她的介入不是通过当时作家普遍持有的反思姿态进行的，而是呈现出她内心对文化、人性的某種恒定的信念感。 　　关键词：杨绛散文写作姿态文化人性 　　杨绛的文学活动是多面的，她的戏剧作品、小说、散文以及翻译，都得到了研究界充分的注意。具体到散文领域，她最有质量的一批散文无疑都写于20世纪80年代。如有论者言，杨绛的散文，无论就其本身还是置于文学史中考察，都可以说是成就斐然。笔者在这里所要探讨的乃是偏重于后一面，即将杨绛散文放到20世纪80年代背景里考察，与同时代散文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一 　　20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先是“伤痕文学”引领主流，“反思文学”紧跟上对前一阶段内容进行深化，这一具有延续性的时代母题，同样表现在了散文领域里。在这类散文中，作家回忆过往，试图以新的眼光打量历史和现实，打量自我心灵.带有强烈的省思色彩。其中，要数巴金的《随想录》最为有名，也最具代表性。《随想录》的写作跨度很长，从1978年到1986年，总计150篇之多，被誉为中国当代的“忏悔录”，足见其中深重的道德反思意味——既有群体层面的，亦有个体层面的。 　　“伤痕”“反思”时代文学母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创作或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每一个历史的当下也都在丰富着文学表现的内容。十年动荡对知识分子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精神烙印，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精神质地，也是他们无法绕开的写作起点。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呈现出了多个面向。如果将巴金的《随想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思痛录》一类的作品纳入知识分子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中去看待，会发现所谓“反思”所内蕴的某种矛盾和复杂性。 　　就以《随想录》为例，巴金的“反思”不可谓不真诚，无论是对于群体的反思，抑或是对自我的道德拷问，都饱含血泪，无一处无切身刻骨之痛，是发人深省、使人叹息的文字。但是若从另一个角度观之，这里面似乎暗含着一种“反隐私”的倾向，这与其被称之为日本“私小说”那样的“自我暴露”，而毋宁说是王沉森所言的那种“私人领域的政治化”。王沉森在《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一文中指出，“私”的领域的全部透明，意味着“将个人全部的隐私置于公共之处，以便在他人的帮助下，去除藏躲在暗处的渣滓”。而这无疑根植于既往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股巨大的道德转化的焦虑，在这股焦虑之下，人们急于提升道德层次，但是又认为靠着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这个工作，所以需要借助他人，一方面帮忙发现病症，一方面进行最无隐讳的批评。”这个传统包括“乡约中的彰善纠错”“检阅私人日记”“省过会”，一直到“五四”时期，仍有所延续。用这样的视角去考察《随想录》一类的作品会发现：事实上，这一类大张旗鼓、大动干戈的“反思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与它们的反思对象可能都隶属于同一种文化传统与生态。如果说，那过去了的十年，有许多苦难之所以发生，与公私界限的丧失大有关系，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反思文学作品中，仍渗透着那一贯的思维方式，抑或是一贯的道德焦虑，以至于要急于判断，急于剖白。 　　二 　　正是在上述参照下，杨绛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与当时的一众“伤痕…‘反思”文学区别了开来。对于影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既往历史，杨绛无疑也有言说的欲望，但她言说的方式显得冷静、超脱，她的写作也根植于时代，但又与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除了散文写作审美方面的考虑，这无疑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态度和立场。 　　放到“五四”文学传统中考察，杨绛的创作无疑与京派大有关联，比如她第一篇作品《收脚印》就是发表在京派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其后她的戏剧创作也多是发表在京派刊物上。因此有论者认为，杨绛属于京派的第三层人物，“是京派与外缘的一个十分模糊的边界”。京派对时代、政治一向采取疏离姿态，即便表达某种现实的忧心，也是以普遍的人性为落脚点，杨绛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很京派”。 　　以她的代表作《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来考察：首先，她不代他人发言，而只写“我”的感受，站在自我的立场抒写。这一点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如在巴金的《随想录》中，随处可见“我们”“你们”等人称代词，如“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绝不是徒劳的。你们不声不响地为我们说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上”这一类的表达并不少见。巴金绝大部分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