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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片中侠客的江湖理想与家国情怀 　　摘要：武侠电影是中国独有的电影类型，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品格。随着时代发展，审美愈加多元化，观众对侠客的审美侧重点也出现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千篇一律的侠客形象。这种审美变化投射在影视作品中，使侠客从最初痴迷于快意恩仇、大刀阔斧的江湖恩怨到形成锄强扶弱、见义勇为的江湖理想，再到突破自我、放眼社会，形成自觉的家国情怀。这为武侠电影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思想格局更加宏大，更具民族性与世界性，也更加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 　　关键词：武侠电影;江湖理想;家国情怀 　　在世界类型电影序列中，武侠电影是中国独有的、最富有民族风格的电影类型，承载着华人对“武功”“英雄”的梦想。但是，在较长时间内武侠电影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只局限在华人文化圈内，国外对其知之甚少。1972年，胡金铨的《侠女》获得第28届戛纳电影节最高综合技术奖，中国武侠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关注。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横空出世，并获得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使武侠片这一中国传统电影类型在世界范围中大放异彩。武侠电影中的侠客们或快意恩仇、驰骋于江湖，或淡泊名利、寄情于山水，都具有挥之不去的江湖理想和难以摒弃的家国情怀。本文以点带面，从具有代表意义的电影时代及具体作品出发，分析武侠电影中侠客的江湖理想与家国情怀，以期呈现武侠电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江湖理想到家国情怀之嬗变。 　　1江湖理想 　　侠客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无论在文学还是影视作品中，侠客们都秉承行走于江湖、游历于社会，除暴安良、见义勇为、重信守义的江湖理想。《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文学中传统的侠客形象被完整地移植到影视作品中，并得到了更为形象的生发。 　　1.1早期武侠片中侠客的江湖理想 　　1920年，由任彭年导演的《荒山得金》中“有动作、有打斗，还有侠气，也有侠义”。[1]主人公宋金郎是传统侠客的江湖理想在电影中的第一次完美展现，之后的几乎每一部武侠电影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现侠客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的江湖理想。1925年，由邵醉翁执导的《女侠李飞飞》中，“李飞飞挟绝技走江湖，能锄强扶弱，女中之侠也。”1928年，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执导的《火烧红莲寺》，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武侠片。在这部电影中，更是将侠客的江湖理想发扬光大。影片中，侠客陆小青与柳迟联手，打败恶僧，为民除害。 　　《荒山得金》《女侠李飞飞》中侠客与官府保持距离，他们的江湖理想体现在锄强扶弱上，救助对象主要是普通百姓。《火烧红莲寺》中侠客与官府联手，他们的救助对象有官府中人，这使侠客较为狭隘的江湖理想上升到较为朴素的家国情怀上，这也成为后来影视作品中对侠客的主要塑造方向之一。 　　1.2张彻电影中侠客的江湖理想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新武侠电影兴起，以张彻、胡金铨、楚原的武侠片为代表。其中，张彻对武侠电影的题材开拓和风格探索居功至伟，影响深远。张彻电影中对侠客的塑造偏重于侠肝义胆的兄弟情谊以及大快人心的暴力复仇。侠客们以武功行走江湖，为知己两肋插刀，舍生取义是他们的江湖理想。 　　《报仇》（1970年）中京剧武生关玉楼因妻子与封开山有染，被人陷害而死，其弟关小楼为兄报仇，经过悲壮的盘肠大战，最终杀死了封开山。《新独臂刀》（1971年）中善使“鸳鸯刀”的侠客雷力被龙异之陷害，自废右臂，从此颓废沉沦，在客栈当店小二，并与封俊杰成为好友。当封俊杰被龙异之杀害后，雷力怒不可遏，抱着必死之心单枪匹马挑战龙异之，最终大仇得报。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的兄弟情谊使雷力突破自身的武功局限，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信心。《刺马》（1973）根据晚清名案“张汶祥刺马”改编而成。张汶祥、黄纵本为草莽，机缘巧合之下与官府中人马新贻义结金兰。马新贻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因贪恋黄纵之妻美色，杀死黄纵。张汶祥为替黄纵报仇，刺杀马新贻，被朝廷宣判凌迟处死。 　　张彻电影中的侠客往往远离庙堂，其主要江湖理想是报仇雪恨，侠客在大仇得报后或是悲壮的死亡（张汶祥），或是隐居世外（雷力）。 　　2家国情怀 　　“家国文化在我们中国大地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2]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自唐朝开始，原本“以武犯禁”的侠客开始步入庙堂，表现出了朴素的家国情怀。侠客的这种家国情怀在胡金铨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1胡金铨电影中侠客的家国情怀 　　胡金铨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戏曲元素融入电影中，使其电影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胡金铨电影中的侠客“多半不是普通的江湖草莽，而是文武兼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