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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歌舞妓官私合流现象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歌舞妓艺术在唐代达到顶峰，而宋代则是其由盛转衰的拐点，官妓的谋生方式、日常行为乃至心理结构，逐渐与私妓趋同，这就形成了一种官私合流现象。这种官私合流，既与理学环境下社会对歌妓进身的路径收窄有关，更与社会整体转型条件下商业观念对歌舞艺术的渗透有关。歌舞妓的官私合流，从艺术的层面而言，以歌舞技艺娱人转向以声色娱人，最终导致了女性专业歌舞艺术的被边缘化;从社会层面而言，官私合流则加速了女性社会身份识别的两级分化，“妓”作为一类特殊人群，被强制性贴上了道德对立面的标签。 　　关键词：宋代;歌舞妓;官私合流;女性 　　唐代无疑是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高峰时期，宋代之后则出现转向，乐籍体系下官妓的谋生方式、日常行为乃至心理结构，渐与私妓趋同，这就形成了歌舞妓的官私合流现象。以歌舞技艺娱人向声色兼具、或以色娱人的转向，折射出歌舞妓所处的社会空间结构，已不再需要她们为歌舞艺术的高度专业化而付出艰辛努力。这种情况何以发生，其对中国古代歌舞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显然值得我们去深入讨论。 　　一、歌舞妓的官私合流 　　中国女性歌舞妓在夏商时代就已形成规模，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广泛流行于各国宫廷。秦汉以后歌舞艺术取代钟磬乐成为音乐文化的主流，女性乐妓成为歌舞艺术的承担主体。北魏首次建立了体系化的乐籍制度，大多数歌舞妓属于官妓，她们虽属贱籍，却与主要以肉身为谋生手段的私妓、市妓明显不同。官妓制度下，女性歌舞艺术享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歌舞艺术娱乐成分加增加艺术成分的减少，后世主流社会对歌舞妓的身份识别，关注重心由“歌舞”转向了“妓”，官妓与私妓的界线逐渐模糊，歌舞妓从此被污名化。 　　主流社会对“歌舞妓”的身份识别与观感重心由“歌舞”而转向“妓”，形成歌舞妓的污名化现象，其发生究在何时？笔者认为是宋代，正是歌舞妓的官私合流，使得官妓、私妓之间的界线日趋模糊，在籍的专业性歌舞乐人宫妓、官妓、营妓，官宦之家蓄养的家妓，不在籍的歌舞妓个体户，以身色为主、琴瑟为辅的私妓（“行首”），以及各种暗娼，在谋生方式上其实已无太大差别，这就影响到社会对她们的观感。官僚之中每有不自律者，要么宴飲赏乐之余公然邀约，要么私下恩威并施，官妓们除极少数誓死不从外，大多被迫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然而，歌舞妓的隐忍与妥协，并未换来应有的尊重，相反，由上层社会引领的舆情却变本加厉地将歌舞妓打向了道德的对立面。 　　严蕊原名周幼芳，沦为台州营妓（官妓的一种）后取名严蕊。因朱熹与唐与正（字仲友）的政治冲突而受牵连，这件事后来被凌濛初编入《二刻拍案惊奇》。王国维、张岱年、束景南等学者曾对严蕊事迹及作品表示怀疑，但南宋洪迈《夷坚志·吴淑姬严蕊》、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的记载，至少可证明严蕊与唐仲友之间确有较深牵涉： 　　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瞩目。（《夷坚志·吴淑姬严蕊》）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与正赏之双缣。（《齐东野语·台妓严蕊》） 　　《朱文公文集》卷十八中有朱熹弹劾唐仲友数条罪状，其中就指唐仲友与严蕊有伤风化：“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朱熹谓本为营妓的严蕊为“行首”，是有意混淆营妓与妓女之间的界线，借此在道德层面上抹黑唐仲友、达到打击政治对手的目的。严蕊与唐仲友之间或许清白，但她未脱贱籍即与另一位文人谢元卿同床共枕，厮守达半年之久，直到将谢元卿家财耗尽，这说明刚烈如严蕊者，不但确有苟且之事，且以图人钱财为目的，这就是营妓兼着行首的营生。 　　朱熹六次上书弹劾，是据众多诉状举报并经查实之后，“台州学案”后来演变成一场政坛地震，朱熹本人愤然辞官，笔者这里无意为朱熹或者唐仲友评判是非曲直，只想说明：即便唐仲友本人确无此事，同时代其他官僚有类似“狎妓”行为应是大有人在，台州官场亦即大宋官场，严蕊、王惠等辈亦即大宋官妓的缩影。如此众多的官妓与官僚之间私生活纠缠不清，可见官妓与私妓趋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言：“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得以官妓承值，征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于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是说官妓深度介入士大夫日常生活，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间的勾连，洪迈《夷坚志》中提到的官妓冯妍，南宋王明清《摭青杂说》中记载的大量官妓与娼母同住的现象等等，官妓与私妓之间的区别已经不那么明确，所以元杂剧《救风尘》三折中才会有：“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