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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视野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摘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往是世界历史视野下，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是基于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全球化进程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以超越零和博弈与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合作共赢为核心，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利益至上与满足人类使用价值的需要为目的，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价值旨归。 　　[关键词]民族性；世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8）01-00012-0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全球化发展态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既是世界格局演变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理性选择与价值定位，也是对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地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全人类性的集中表达。在世界转型过渡期与历史转折点上，如何从民族地域转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考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从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与方法原则，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路径选择，是亟待探讨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民族地域转向世界的历史发展趋势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交互格局重组时期所提出的重大倡议，内在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民族地域转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于民族地域基于世界交往形成的整体性联系。世界历史作为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揭示了人类社会不断从相对离散的民族国家发展为有机整体的规律。《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马克思通过对国家问题以及不同形式的财产与所有制问题的关注，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明确了现代世界及其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历史；通过透视“现实的人”的活动，将理解历史与批判现代社会权力相结合，把世界历史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世界交往作为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成为打破地域性存在状态的动力要素，各民族国家之间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观念结构的发展，构成了世界交往的秩序与结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有机生命体的内在生成趋势，也建立在各民族国家之间基于交往的制度化所形成的世界交往秩序与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结构基础之上。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于世界历史的演进和发展机制。伴随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原先高赢利的资产阶级产业为维持乃至提高利润率，将全球生产链转移至成本更低的民族国家与地区。产业链的转移与发展，使得原先落后的民族国家在融入世界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中，由过去被动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价值链重塑，现有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有可能超越霸权国家支配，有利于其国家利益利润分配与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于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机制，以及世界系统从单极霸权转向多极主体的趋势中，要求打破仅仅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资本体系，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与世界发展的民族自觉性。 　　（三）人類命运共同体源于对世界历史发展内在矛盾的超越。资本逻辑的发展与世界交往扩大在呈现出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时，同时引发了世界历史中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之间的双重矛盾：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性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矛盾尖锐化，二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中心一边缘”二元结构的对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矛盾解决的路径选择，需要新兴国家在全球化时代条件下，将本民族国家改革与世界发展态势相对接，使民族国家在矛盾冲突中超越“中心一边缘”差序格局；又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求得生存空间，在世界历史格局中思考解决问题的出路，实现各地区、各民族平等交往，在国际社会的多元性中包容共进。二、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 　　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 　　利益是国际合作与冲突的深层驱动力，全球化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民族地域性、封闭性界限，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以及国际行为体实现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包括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相互依存的普遍交往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本质上是基于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根基所作出的科学论断，也是世界历史条件下“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差异性的统一，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互利共赢的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 　　（一）民族国家与世界交往互动变革的利益同质性。民族国家作为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合体，其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存在一定的同质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出国界所带来的是世界交往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