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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吴声曲辞的叙事色彩 　　摘要：南朝文学作品中存有470余首乐府民歌，其中吴歌曲辞占有绝对比例。它们作为吴地文学的代表，展现出鲜明的叙事色彩。从吴声曲辞叙事性的成因入手，探究其在内容、结构、语言方面的叙事性表现，并分析南朝吴声曲辞叙事性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南朝乐府诗;吴地文学;吴声曲辞;叙事性 　　中图分类号：i2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5-0037-04 　　在南北朝文学史中，乐府歌辞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歌已然发展到成熟阶段，它具有民间文学的蓬勃生气，出语天然而不加雕饰，内容质朴又贴近生活，情感真挚能打动人心，诗风明快朗朗上口。所以，乐府诗的创作模式很快就在全社会流传开来，从市井走向宫廷，从民间蔓延至上层，将新鲜的血液输入文人的创作中去。 　　南北朝乐府诗以南朝为重，而南朝乐府诗又集中发轫于长江流域，是历代江南文学的典型代表。从数量上看，南朝乐府诗近500首，全部存录于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中，其中绝大多数被归入“清商曲辞”一目，只有《西洲曲》《苏小小歌》《东飞伯劳歌》等不足10首诗列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类目下。“清商曲辞”又分为“吴声曲辞”和“西曲歌”两类，其中有“吴歌”326首，“西曲”142首。从地理位置上看，以六朝都城建邺（今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自古为“吴地”，故此处的乐府民歌被称作“吴歌曲辞”。《晋书·乐志》有言：“吴歌杂曲，并出江南。”[1]675《乐府诗集》曰：“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邺。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570而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歌是为“西曲歌”。《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载：“西曲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2]607由此可见：吴声曲辞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是南朝乐府诗的缩影，是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在文学中的投射，故而本文将探究吴声曲辞的叙事性成分，分析其文化价值下的文学特征。 　　一、吴声曲辞的叙事性成因 　　吳声曲辞的叙事性题材和内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们或从文学的源流继承角度为吴声曲辞叙事打下基础，或从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为吴声曲辞叙事提供素材，两者共同作用下才形成了丰富的吴声曲辞叙事性。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以吴声曲辞为代表的南朝乐府诗，保留了古风诗歌的特征，沿袭了古体诗的叙事传统。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其题材内容均来源于真实社会生活，行文以质朴自然为主，语言平实，不讲究严格的韵律规则，常采用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等手法突出叙事元素，具有鲜明的叙事性。南朝乐府诗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从文体类型到艺术特点，均保持了高度的相似性，从而构成了吴声曲辞叙事性的主要成因。 　　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角度而言，吴声曲辞发轫于六朝时期，学术思想较为开放，描写百态生活和真实情感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常态，所以叙事的元素也随之增多，叙事性亦增强。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传统道德规范失去约束力，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较为宽松，追求人生的快乐、情感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势。如《晋纪·总论》载：“其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1]125这样的社会风气投射在文学中，导致文学创作并无太多避讳，涌现出大批描写男女爱情生活及情感的作品。 　　从地理经济和历史人文的角度而言，江南则是乐府诗歌成长、繁荣的沃土，它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为吴声曲辞提供了发展空间，可以入诗的事物层出不穷，同样促进了文学叙事性的发展。首先，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山川明媚，水土丰茂，物产丰富，气候温宜，拥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东晋以后，吴地的商业、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让吴地更加富庶。优渥的经济环境，使江南人民生活得较为惬意，培养出他们温婉多情又细腻浪漫的性格特点。其次，吴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创作民歌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春秋的吴越时期，《汉书·艺文志》便记载汉乐府中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在这种天然美好的环境中，曲辞易于发达。悠闲又善感的男女们，常常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触动，生发出缠绵的喟叹。《南史·循吏列传》载：“（宋世太平之际）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永明继运……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3] 　　从创作群体的文学素养而言，吴声曲辞大多出自底层人民之口，主要反映中下层百姓的生活和感情，所以叙事的成分居多，形成了吴声曲辞的叙事性。南朝乐府诗的作者来源既有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群体，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且民间创作的乐府诗占绝大多数。由于受学识学养所限，底层人民对抽象化、艺术化的规范行文模式并不熟